由于历史文献越来越丰富，于是人们也就懂得了从不同的历史文献中汲取不同方面的知识和智慧。《国语·楚语上》开篇着重记述了大夫申叔时回答楚庄王所问论教导太子事，指出：“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按三国吴人韦昭注所说：“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这些书，属于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历史文献。今天看来，这段话反映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即人们对于历史知识的极其重视，以及从历史知识中汲取智慧的自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耀明其志”、“知上下之则”、“疏其秽而镇其浮”、“使访物官”、“使明其德”、“使知废兴”、“使知族类”等等，包含了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这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的综合、提升，便可凝结为丰富的和较高层次的智慧。
    从申叔时论教导太子，到左史倚相被誉为“楚国之宝”，可以看出春秋时期人们（当然主要是贵族阶层）注重从史书中汲取智慧为现实所用，已涉及到广泛的领域和较深的层次，从而表明人们对此已达到很高的自觉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孔子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5〕这段话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人们对于历代制度的因革损益的认识丰富了，不仅可以作为现实的借鉴，还可以据此推知未来。这是从历史知识到历史智慧的必然之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大多有对于历史知识的具体运用，反映出了从历史知识层面上升到历史思想、历史智慧层面的生机勃勃的局面。
    把从史学中汲取智慧的自觉性推向更高的阶段，是从汉初到司马迁时代实现的。如果说汉初人们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显示出对客观历史进程所提供的智慧的现实因素的重视的话，那么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他不仅具有前者的那种意识，而且更显示出他对于从史学的积淀中汲取智慧的自觉意识，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向人们展现出一个巨大的、幽深的历史智慧的宝库。
    司马迁从客观历史中总结人们创造出来的经验和积累的智慧，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比较具体的层面，同前人一样，这带有较多的经验色彩；另一个方面，是比较抽象的层面，比前人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带有较多的理论色彩。关于前一个方面，他评论刘敬谏都关中一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细微，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略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也！”〔6〕这是从当世追溯到“三代”， 强调智慧在历史活动中的重大作用；而智慧，是历史的积累，是任何身份的人都可能拥有的，即使像娄敬（刘敬）这样一个普通的士兵，亦不例外。司马迁指出这一点，在历史观点上和实践价值上，都是很有意义的。《史记》全书，在许多地方都反映了他的这种认识。关于后一个方面，更表现出司马迁在认识历史的理论上的突出成就，这就是他给自己撰写《史记》所确定的宗旨和目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7〕这一宗旨和目标， 表明司马迁把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理”作为撰述的核心内容来看待，并由此去探讨“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这一普遍性的认识，从而把实践层面上的智慧提升到理论层面上的智慧。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理论上的杰出贡献。他关于人是历史活动中的主要因素，关于历史是连续的、变动的、进步的等许多认识，总结了先秦历史理论的成果，奠定了两汉以下历史理论发展的基石，对于人们认识历史和历史中蕴含的智慧，有划时代的意义。
    司马迁在撰述《史记》的过程中，显示出他对于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这个自觉意识包含了他明确地揭示出历史文献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并一一强调了它们所具有的价值。这是他不同于前人并超出前人的地方。司马迁在跟上大夫壶遂辩论时指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8〕这里说的长于变，长于行，长于政， 长于风，长于和，长于治人，以及节人，发和，道事，达意，道化，道义等，是从六个不同的方面，指出了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的特点和主旨。人们对于它们的学习和实践，便是对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和智慧的逐步积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辩论中，司马迁一方面指出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其所含主旨的互相联系，不可割裂；一方面强调了《春秋》的特殊重要性。他反复地阐说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9〕这些话， 无疑带有较多的社会伦理的色彩和儒家的价值观。然而，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春秋》能够教会人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等等，也可视为一种宏大、高深的智慧了。我们联系到司马迁在叙述自己身世的时候，特意转述了他父亲司马谈的志向，并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显示出了他继承《春秋》事业的崇高的抱负。这正是司马迁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的表现，也是他重视从史学中汲取智慧的自觉意识走向更高阶段的标志。《史记》成为一部闻名于全世界的不朽巨著，首先在于它闪耀着灿烂的历史智慧之光。
    在司马迁以后，人们重视从史学中汲取智慧有了广泛的发展。班固自谓他所著《汉书》，可称“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 惟学林”〔10〕。唐人颜师古注谓：“信惟文学之林薮也。凡此总说帝纪、表、 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泛而言之，尽在《汉书》耳”。《汉书》为后人所重视，在隋唐之际勃然兴起为“《汉书》学”，除有政治上的原因外，同它“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包含有丰富的知识和智慧不无关系。随着“正史”撰述的兴盛，撰史者和读史者更注重于总结和认识历史上的朝代兴亡之故，从多方面汲取经验、教训，以增益治国安邦的智慧。在这方面，唐太宗同历史学的关系，唐代史家吴兢撰《贞观政要》，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范祖禹著《唐鉴》，直到明末清初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和《宋论》，都是极有代表性的。从总的倾向来看，这都是在强调一个“鉴”字，即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唐太宗说的“鉴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11〕，司马光说的“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2〕，王夫之说的“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13〕等等，都是对于先秦时期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氏”〔14〕提出的鉴戒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应当说，对于“鉴”的认识，是具有历史智慧的很重要的表现。但中国史学中所蕴藏的历史智慧，还有更高的层次。这至少应包含有关于“势”、“理”、“道”这些范畴。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后论中，总结了汉兴以后工商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时写道：“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这是指出，种种现象的出现，不过是事物的发展和时势的变化相互影响的结果，是不足为怪的。他论范睢、蔡泽二人在秦国的成功说：“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15〕这就是说，他们的成功，首先是“强弱之势异也”，其次也还有他们二人的机遇这一因素。他论游侠之所以“显名诸侯”，是出于游侠的“贤”，“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16〕。综观司马迁所讲的“势”，有的是讲趋势，有的是讲形势。而他在一些并没有直接讲到“势”的时候，往往都是指趋势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