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批评陈寿为曹操屠城讳，即“寿作《陶谦传》，则专据《世语》，谓嵩为谦所害，故操志在复仇。此则因操之征谦，所过无不屠戮，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故坐谦以杀嵩致讨之罪，而不暇辨其主名也。”按曹操父嵩死事诸书记载不一，《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敦颁《世语》说陶谦密遣数千骑追捕曹嵩，“阖门皆死。”引韦昭《吴书》则说“陶谦遣都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太山华（县名，在今山东费县东北）、费（在今山东费县西北）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谦，故伐之。”赵氏据此而断言：“《吴书》所记，必系闿南奔后，自言其事，当属可信。”然而《吴书》明言“闿奔淮南，”其时割据淮南的是袁术，而非江南孙氏，则赵氏称《吴书》是据张闿“南奔”后的“自言其事”的推断也就不可信了。赵氏又说：“《后汉书·陶谦传》亦谓别将守阴平（今山东莘县）者，利其财货，遂袭杀嵩。”但《后汉书》所载不一，《陶谦传》称为陶谦的别将所杀，《应邵传》则称“兴平元年（公元194 ）……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曹操弟），并杀之。”《曹腾传》付子《曹嵩传》也说“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于是赵氏又说：“按谦生平非嗜利忘害者，且嵩被害之前，操未尝加兵于徐州，则《邵传》所谓谦怨操数击之者，殊非事实。”但《三国志·魏武帝纪》初平三年（公元192）载：“袁术与袁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 瓒使刘备屯高唐，（今山东禹县西南），单经屯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南），陶谦屯发干（今山东堂邑县西南），以逼绍。太祖与绍合击，皆破之。”曹嵩被杀《魏武帝纪》置兴平元年（公元194）春以前， 《后汉书·应邵传》置于兴平元年，而《魏武帝纪》又有初平四年，“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太山华、费，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吴书》也说曹嵩被杀于华、费间。可见曹嵩是死于初平四年陶谦与阙宣联合纵兵于华、费间抄掠之时。而在曹嵩被杀的前一年（即初平三年），由于二袁交恶，曹操已打败过陶谦，并非未尝加兵交恶。赵氏批评陈寿“故坐谦以杀嵩致讨之罪，”未免武断。
    其次是有关甄后之死。赵氏说：“魏文帝甄夫人之卒，据《汉晋春秋》，谓由郭后之宠，以至于死，殡时披发覆面，以糠塞口，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而《魏文帝纪》但书夫人甄氏卒，绝不见暴亡之迹。”按《魏文帝纪》确是“但言”夫人甄氏卒，不言其他。但陈寿在《文甄皇后传》有载，即曹丕“践祚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文德郭皇后传》也有“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也。”可见甄后的不得善终陈寿是有记载的，只是本纪略去，并非曲笔为曹丕隐恶。真正为曹丕隐恶的是王沉《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引王沉《魏书》载：“夏六月丁卯，崩于邺。帝哀痛咨嗟，策增皇玺绶。”又裴注评曰：“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陈氏删落，良有以也。”是对陈寿刊削王沉《魏书》虚浮不实之言的赞语。赵氏对此视而不见，反而谴责陈寿，真是匪夷所思。
    其三是有关蜀魏战事，赵氏认为陈寿某些记载是有所“迴护”“专以讳败誇胜为得体。”这类的批评也有不够贴妥的地方。赵氏说：“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诸葛亮攻天水、 南安、建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张郃大破之于街亭，《魏纪》固已大书特书矣。是年冬、亮又围陈仑，斩魏将王双、则不书。”“乃至《蜀后主传》，街亭六败亦不书，但云亮攻祁山也不克而已。”按诸葛亮斩王双之事，《魏明帝纪》虽无记载，而《蜀后主传》建兴六年（即太和二年），《诸葛亮传》均有记载，同样，街亭之失《蜀后主传》不载，而《魏明帝纪》、《曹真传》、《张郃传》、《诸葛亮传》，以至《马良传》、付第《马稷传》均有记载，并无隐匿事实而为谁“迴护”。从《魏明帝纪》的裴注引书，我们还可以看到陈寿的记载是删去那些虚浮不实之词。王沉《魏书》载：“是时朝臣未知计所出，帝曰：‘亮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且亮贪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今因此时，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马步骑五万拒亮。”《魏略》也刊载曹叡《露布天下并班告盖州》诏，陈寿删去了此类吹捧曹叡的记载，说明他对史料的采择是审慎的。批评陈寿“专以讳败誇胜为得体”未免过份。
    赵氏还批评说：“太和三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二郡，亦不书。以及四年蜀将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敦淮于阳谿，五年，亮出军祁山，司马懿遣张郃来救，郃被杀，亦皆不书。并郭淮传亦无与魏延交战之事。”按斩王双之事《魏明帝纪》确无记载，但《蜀后主传》建兴七年（即太和三年）有载：“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遂克定二郡。”《诸葛亮传》亦载。破郭淮事《魏明帝纪》、《郭淮传》不载，而载于《蜀后主传》建兴八年及《魏延传》。张郃③之死《魏明帝纪》不载，而《张郃传》、《蜀后主传》、《诸葛亮传》均有载。由上可见，陈寿于蜀、魏战争的胜负，多载于胜者一方，而败者一方略去，这种记事的方式确是异乎寻常，若以所谓“春秋笔法”来衡量，或许可以认为是“为尊者”的一种方式。然而从整部《三国志》来看，陈寿这些记载并没有歪曲或掩盖战事的基本事实，况且若于胜方、败方均载，就难免会重覆拖沓。
    其四是“迴护”名将权臣：赵氏认为陈寿“不惟于本纪多讳，并列传中亦多所讳矣。”他举出张郃，华歆、刘放、孙资三传为例。关于张郃降曹一事，赵氏批评说：“据《三国志》《魏武帝纪》及《袁绍传》，官渡之战，绍遣淳于琼率万人迎糧，操自率兵破斩琼，未还营，而绍将高览、张郃来降，绍众遂大溃。是因郃览等降而绍军溃也。《张郃传》则谓……郃因绍军溃后，懼郭图之谮而降操也。纪、传皆陈寿一手所作，而歧互如是。蓋寿以郃为魏名将，故于其背袁降曹之事，必先著其不得已之故，为之解说也。”陈寿在《魏武帝纪》、《袁绍传》与《张郃传》所载的互相矛盾，裴松之早已指出其“参差不同”。〔7 〕按《后汉书，袁绍传》所载与《三国志·武帝纪》、《袁绍传》间，看来应以《魏武帝纪》、《袁绍传》所载为是。《张郃传》所载据何书已无可稽考，有人认为：“此必郃家传自文其醜，故与武纪、绍传互异。”〔8〕但更有可能是沿用王沉《魏书》， 或采自《魏略》。如前所述，陈寿对那些显赫的名臣名将，常在本传为他们护短，然后将事实散见于他处。然而，陈寿的写作是严谨的，《三国志》中互相抵牾之处并不多，裴注及后人都有揭出，张郃降事就是少数事例之一。同时张郃降事的“隐法”与其他纪传不同，其他纪传多于本传略去事实，而于他处见之。此事却于本传为张郃粉饰，而于其他纪传见其真相，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沿袭王沉《魏书》之误，不象是曲笔迴护。
    有关华歆之事，赵氏批评说：“华歆奉曹操令，入宫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牵后出，遂将后下暴室、暴崩，而歆传不载。”按华歆破壁之事出于《曹瞒传》〔9〕，被采入《后汉书·伏皇后传》， 而《三国志·魏武帝纪》、《华歆传》均不见载，是一条孤证。《曹瞒传》的作者已不可详考，《隋书·经籍志》不录，而《旧唐书·经籍志》载有《曹瞒传》一卷，吴人作，是知出于吴人之手。按华歆本为东汉末的北方名士，为豫章（郡名，治今南昌市）太守。孙策略地江东，华歆以不黯军事而以郡降，孙氏“待以上宾之礼。”建安初，曹操笼络名士，奏请汉献帝召华歆入朝，华歆极力劝说孙权放行，说明孙、曹之间他还是选择曹操的。建安14（公元209）年，曹操起兵伐吴， 还起用华歆为军师。东汉末年，一批北方名士避乱江东，一些人肯为孙氏所用，另一些则不然，华歆应属后者。吴人对他是不会有好感的，这一记载就有可能出于敌国中的政治传闻。又从《曹瞒传》的某些记载看来，有如小说家言，近似《世语》，而对曹操时有虚浮不实的记载，裴注就有所纠正。《魏武帝纪》建安16年裴注引《曹瞒传》：“时公每渡渭，辄为马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筑垒。娄子伯说公曰：‘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从之。”裴注按：“按《魏书》，公军八月至潼关，闰月北渡河，则其年闰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揭露出《曹瞒传》所载的失实。《魏武帝纪》建安24年裴注又评说：“《曹瞒传》及《世语》并云桓阶劝王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发病卒。”并引用孙盛的评论，认为《曹瞒传》和《世语》的记载属“妄语”。陈寿不采用《曹瞒传》的记载，应该是有他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