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古人谓一为元乃是古人的习语，并不像有些研究《春秋》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谓 孔子书元年是《春秋》大法，“所谓诸侯不得改元，非王者不改元”，其中含有孔子褒 贬予夺的深意。王祎列举周、秦、汉以来改元的事例说：“奈何周之诸侯、汉子 臣子，不皆袭称王者之年而辄自改元？而《春秋》、《史记》顾又因其僭而书之耶？故曰 ，古未尝有改元矣”。而以后的史实说明，“其所以改元者，盖亦曰称王于是始也”， 毫无“以为重事而异之”的迹象。只是“自汉以后，一变于文帝之称后元，再变于武帝 之名年以建元，后世因之，遂重于改元矣”。于是“既已称元，而又改元；不惟改元， 而又名年以建元，说注繁芜，莫之胜纪，是以弗可革矣。”结论是：“人君即位，欲其 体元而居正，故不曰一年一日也，曰元年元日，此唐、虞、三代之常称，何足以为异乎 !”[5]
    王祎的正统论，反映了宋明以来一些史家对历史哲学的思考。
    《大事记续编》的撰述与王祎正统论的实践
    理论更重要的价值是实践，王祎正统论的史学实践，则集中体现在他代表作《大 事记续编》中。《大事记续编》共77卷，是王祎的史学代表作。正是在这部历史 著作中，王祎以他的正统论对历史进行了富有特色的理论诠释。
    王祎所授受的学术渊源是讲求心性、不废史学且重视经世致用的“婺学”。对于 吕（祖谦）学尤其心仪向往，慨然以吕学传人自任。他曾在《宋太史传》中说：
    初宋南渡后，新安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并时而作，皆以斯道为己任。婺实吕氏倡道 之邦，而其学不大传。朱氏一再传为何基氏、王柏氏，又传之金履祥氏、许谦氏，皆婺 人，而其传遂为朱学之世嫡。景濂既间因许氏门人而究其说，独念吕氏之传且坠，奋然 思继其绝学，每与人言而深慨之，盖本于圣贤之学，其自任者益重矣。[6]
    在《宋景濂文集序》中亦云：
    ……宋南渡后，东莱吕氏绍濂、洛之统，以斯道自任，其学粹然一出于正。说斋唐氏 ，则务为经世之术，以明帝王为治之要；龙川陈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学，而以事功为可 为……[7]
    这些议论虽然都是王祎为述他人学术所发，但也相当程度反映了他对学术思想史 的认识，反映了他对吕祖谦学术“粹然一出于正”的推尊和其欲以续“吕氏之传”为任 ，“奋然思继其绝学”的学术思想。
    《大事记》是吕祖谦的重要史著，原书共计27卷，共中正文12卷，附《通释》3卷，《 解题》12卷，以编年体简要地记述了《春秋》以后的历史。其断限起于周敬王三十九年 （公元前481年），迄止到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按吕祖谦本打算写至五代，但 是因病未能实现原写作计划。该书的特点是对所引述的史实皆说明出处；对于历史事件 发生的先后、地理的历代沿革、典章制度的兴废等，多有考订；所附《通释》则主要收 录些经典要义及相关的历代名儒议论；《解题》是简述的事件本末或自己对事件的评论 。王祎《大事记续编》的编纂格局，基本上是准吕祖谦原书，只是将解题附于各 条之下，而不另作一书。因此王祎《大事记后记》云：
    东莱先生吕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诸经既皆有所论著，而于史学尤长。其用古策书遗 法，作《大事纪》，诚史家之大法也。当时朱文公盖深服之，谓自有史以来，无如此书 之奇者。初公以为是书务存古意，故其与解题各自为书。今则《春秋》经传相附之例， 以解题附见于各条之下。虽知非公只本意，而庶几习其书者，获便于观览。间窃以臆见 复加搜辑，而补其一二，不讳不罪，则固所不敢逃也。
    此外王祎《大事记续编》的史实，也是接续吕书，起于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 9年），但是下限据俞恂谓迄于宋德祐二年（1276），计1365年，而今所见传本却 仅止于五代周显德六年（959）年。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是书的提要认为：“或是书 钞本仅藏蜀王府中，至成化始刊版，传写有所佚脱”所致。[8]
    王祎《大事记续编》最突出的特点，是将自己正统论的观点，灌注于叙事的纪年 及对一些历史事件的予夺褒贬之中，以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历史见解。
    首先，在《大事记续编》的纪年方面，王祎对于朱熹《通鉴纲目》“以为王莽本 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的观点及作法，很不以为然 。因此他采取“据《通鉴》以莽年接汉统书之”的书法，是以大字书新莽纪元，以“从 其实也”[9]。另外，在对待三国纪年的处理上，王祎也认为汉延康元年（220年） ，魏文帝曹丕废汉献帝而自立，翌年刘备、孙权分别建号立国，实标志着汉皇朝的灭亡 和中国之统的绝绪。因为从当时的局势看，魏、蜀、吴三国均未能并而统有整个中国， 所以王祎对朱熹的《通鉴纲目》以昭烈帝刘备绍汉统，将蜀章武纪年直接汉献帝 建安之年的书法表示不能认同，认为只能采用无统的方式处理这段历史。王祎说 ：
    朱熹曰：自古亦有无统之时，如周亡之后、秦未帝之前，三国、六朝、五代，天下分 裂，不能相君臣，此谓无统。司马光《编年书》止合甲子，而附年号于其下，如蜀建兴 年、魏黄初年、吴黄武年，方是。今按《通鉴纲目》乃以刘备接汉统，又似抑扬太过， 故用无统之例书之。
    同时，在实际纪年的具体操作上，王祎则是将魏、蜀、吴三国的纪年以小字并列 书之，以视在对待三国上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这种并列纪年的表述形式，直至司马炎 篡夺魏祚，即皇帝位，改元泰始那一年，才复以晋朝大字纪年。但仍是以东吴年号小字 附于其下，至晋灭吴统一。对此，王祎于“晋世祖武皇帝秦始元年”条下，继续 解释说：
    论三国之正统者，以魏受汉禅，则推而属之魏，以蜀为汉裔，而推而属之蜀。以其莫 相统一，故以无统之例书之。以及晋武既受魏禅，而蜀汉亦以前年亡，于是天下之统复 合，故自泰始元年复大书之，明正统也。
    王祎《大事记续编》的这种安排体例，实际就是他在《正统论》中提出的所谓“ 四绝四续”、以空间的一统为标志论正统的思想，在史学编纂中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