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隋一代，虽国运短促，但它的建立与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意义不仅 在于结束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南北分治局面，而且有利于南北文化融为一体，优势互补， 为唐朝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本文拟从隋朝统治集团的历史 意识进一步增强、史学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对隋朝史学作一粗浅探讨。
    一 隋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
    有学者曾以为“隋朝一代史学，成果极微”，“殊无新气象”；隋存时短为原因之一 ，“而隋朝二主轻视历史经验，忽视史学，却是一个重要因素”[1]。笔者不敢苟同此 说。诚然，隋史学是北朝史学的延续，隋史学与其前后诸朝相比自是有所逊色，但有隋 一代史学也不能简单地用“成果极微”定型，更不能轻言隋文帝、炀帝“轻视历史经验 ，忽视史学”。恰恰相反，隋朝统治集团尤其是隋文帝、炀帝的历史意识较之以前诸朝 帝王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了。
    （一）重视图书之搜集与整理工作
    开皇初，秘书监牛弘曾表奏请开献书之路。牛弘在奏表中慷慨陈词，指出重视图籍是 古代帝王治国成功的重要因素，并举例证之。牛弘“史籍是司，寝兴怀惧”，力陈“天 下不可马上治之”，“经邦立政，在于典谟”，“为国之本，莫此攸先”[2]。牛弘以 其史官之职分恳陈典籍文献对“经邦立政”的至关重要性，且深深打动了隋文帝--“ 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2]。“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 间异书，往往间出”[3]，“一二年间，篇籍稍备”[2]。杨广作晋王时，在攻下南朝陈 的都城建康后即派高颎、裴矩等去搜集典籍，后召天下工书之士于秘书内补续残缺， 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阁，凡三万余卷。即位后，杨广依然喜爱聚书， 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又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 ，西屋藏丙丁；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3]据载，“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 卷，至（唐高祖）武德初，有书八万卷”；“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唐武德五 年（622年），宋遵贵等奉命将书沿黄河西运长安，经三门峡中流砥柱时，“舟覆，尽亡 其书”[4]。又“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及大业之季，丧失者多”[5]。由此可证，隋文 帝、炀帝是非常重视图书典籍的搜求与整理的。至于大业之季，简编“丧失者多”，既 有人为因素（如战乱），又有自然因素（如天灾），致使隋丰富的藏书流落散佚。唐朝建立 后，由于统治集团重视典籍搜寻整理工作，致使典籍文献从武德时“群书略备”，到贞 观时“图籍粲然毕备”。
    （二）设置著作曹掌修国史
    隋因袭前朝史官制度建置，于秘书省置著作曹，由著作郎掌修国史。隋文帝开皇十三 年（593年）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6]此乃明令禁绝私修 国史、品评人物。它表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势力的上升，统治集团更加意识到历史著 述的重要性，因此以诏令形式欲将史书编纂工作集于封建政府手中，从而扼制魏晋以来 私人修史的势头。这样，修撰国史和品评人物等便可转由政府包办。隋文帝此诏对当时 尤其是后世修史影响很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唐初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指明了方 向。当然，隋文帝这一重大举措也是反对南北朝以来浮华委靡之文风，整顿士风的重要 步骤之一，是对魏晋以来品评人物习俗不满的一种反映。此外，也有担心私人修撰国史 可能会记下他靠阴谋废周建隋之真相的因素在其中。所以，我们可以说，隋文帝明令禁 止私人修撰国史、臧否人物，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封建帝王干预修史的突出代表，为隋 唐五代史学出现重大转折提供了契机。
    （三）重用前朝史臣，重视修撰前朝史
    《梁书》、《陈书》的作者姚思廉之父姚察，在南朝梁、陈时曾领著作佐郎、秘书监 著作郎等职。由于姚察“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被世人誉为“德学无前”、“高才硕 学”、“宗匠”[7]，所以，隋文帝非常器重他，曾对群臣言：“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 ，我平陈唯得此一人。”于是诏受秘书丞，敕修梁、陈二史。后姚察于大业二年（606年 ）终于东都洛阳，时所撰二史有部分序论及纪传还未写就，临终前诫示其子姚思廉，责 成博访撰续，完成父亲未竟之业。姚思廉不负父望，至唐贞观十年（636年）脱稿。梁、 陈二史亦被后人视为姚氏父子二人心血的结晶。
    《北齐书》作者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仕齐时，曾与魏收、阳休之等论《齐书》起元事 ，并受诏撰修《齐史》27卷。入隋，任内史令，因“多识故事”而奉隋文帝诏令续修齐 史，增至38篇，“上送官，藏之秘府”[8]。后来其子李百药在唐初撰成《北齐书》， 这实际上也是承父业，传家学。
    重用前朝史臣与重视修前朝史是紧密相联的。
    隋文帝时，魏澹、颜之推、辛德源等人重修《魏书》，以正魏收《魏书》之失。此次 所修《魏书》没有作志（其原因主要是“修史之难，无出于志”），合纪传论例共92篇10 0卷。不过，魏收是以东魏为正统，魏澹是以西魏为正统，这实际上是“正闰”之论争 在当时的一种反映。隋炀帝继位后，认为魏澹之书“犹未能善”，于是又敕命左仆射杨 素另撰《魏书》，惜书未成而杨素卒，竟不能就而罢。
    王劭在隋朝曾先后为著作佐郎、著作郎，秘书少监，曾撰《齐志》20卷，《齐书》纪 传100卷，又采摘经史谬误，撰成《读书记》，世人服其精博。此外，学者何之元著有 《梁典》（已佚），史家姚最著有《梁后略》，牛弘撰有《周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