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开始，梁启超将精力逐渐转向史学，直到1929年因病去 世，在史学上做出了丰厚的建树。梁启超史学开中国史坛之新风气。他既是“新史学”思潮 的开创者和实施者，也是推动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誉为“理论 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擘”、“才学识兼长和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史林泰斗”[1]。如果从梁 启 超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以他1918年末至1920年3月间游历欧洲为界，可分为前期和后 期两个阶段。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在前期和后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本文意在对这种变化 的原因做一初步探讨。
    一、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前后变化
    19世纪末，随着严复翻译介绍的《天演论》的出版，进化论学说传入中国，梁启超成为进 化论的最积极地接受者和宣传者之一。他对《天演论》“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2 ]（文集之一，P106），深信“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 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 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2]（文集之六，P115）。
    进化史观构成了梁启超前期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从此特别关注史学、提出建立“ 新史学”的内在原因之一。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 。以此为标志，新史学思潮开始出现于中国史坛。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指导，对史学做了界定 ：“历史者，叙述进化论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 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文集之九P7-10）。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 人 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 特别强调指出：“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 而其成就至难。中国前此而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 因也。吾愿与同胞国民筚路蓝缕以辟此途也。”[2]（文集之九，P11）运用进化论看待客观的 历史、解释撰述的历史，遂认定史学的发展对历史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将史学与现实紧密地 结合起来。
    因此，梁启超将史学的作用和功能看得极为重要。他在《新史学》的开篇即明确指明：“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 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 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2]（文集之一六，P1）史学的功能如此，那么，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 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 。”他就此激烈抨击旧史学，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2]（文集之六，P7）视史学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可见梁启超前期的史学贯彻着爱国思想 ，并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可以从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梁启超等人的将学术服务 于政治的主要意图、梁氏本人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政治活动等方面找出原因。但是，梁启超之 所以提出了“新史学”、“史界革命”等史学上的主张，其理论依据则是进化论。正是具备 了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想，使他在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见解，为新史学建立 了初步的理论框架。
    1918年底至1920年3月，梁启超游历欧洲诸国，亲身感受到了西方的文化氛围，直接了解到 了西方学术的发展状况，接触到了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流派和各种历史观点。回国后，他对 他 曾经深信不疑的进化史观开始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否定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造成了他一 生中前期和后期的史学思想的变化。
    1922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出版。书中一开始就对史学做出了新的界定：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 活动之资鉴者也。”具体说：一是活动之体相；二是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三是活动之总成 绩 及其因果关系；四是现代社会活动的借鉴。对比一下他当年在《新史学》中将史学定义为“ 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的观点，变化是十分明显的。
    1922年，梁启超发表的一篇演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标明是“对于旧著《中 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应该是他对有关问题进一步思考的结果。这篇文章并不长 ，提出的问题却很有针对性：第一，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第二，历史里头 是否有因果律？第三，历史现象是否是进化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历史进化论中的公理公例 、因果律都产生了疑问。他讲到：“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 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 几 篇文章狠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 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 ”[2]（文集之四十，P5）
    “着实恼乱了头脑”的梁启超对当初提出的“新史学”主张也做了诸多修正。如在《新史 学》中将史学界定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而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将史学定义为“记述人类社会 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不久 ，在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否定了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过分强调历史学与自 然科学的不同，认为自然科学在于求“共相”，历史学在于求“不共相”，二者正好相反。 其实，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性质毕竟不能完全等同起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有条件地将 他们区分开来，是必要的。但梁启超将它们绝对化了，反而走向真理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