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昉，字明远，宋代深州饶阳人。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宋太宗时 曾两度拜相，是典型的循吏。《宋史·李昉传》只注重他的循吏生涯，而忽 略了他作为宋初文献整理大家的地位与贡献。
    李昉一生中做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主持编纂了享誉古今的北宋四大部类 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与《册府元龟》中的前三部，在中国文 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官修《宋史》为李昉作传时，对此事只字不 提。
    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与传播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盛唐开元年间，经过大力搜集整 理，皇家藏书大增，超过7万卷。到了唐季五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图书毁劫的情 况触目惊心，至赵宋开国初，皇家图书仅存13000余卷。宋太祖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 非常注意搜集各地的图书，聚书已达近5万卷。太宗即位之初，认识到书籍乃“教化之 本，治乱之源”[1]，为重建被战乱毁坏严重的社会文明，尤其是封建伦理道德思想， 大力推行右文政策，重建昭文、集贤、史馆三馆并新建秘阁以贮图书，并组织博学鸿儒 开始图书整理工作。
    在这种背景下，宋朝中前期的图书整理工作成效显著。其突出成就，除了校勘古籍外 ，就是组织编纂了享誉古今的四大部类书。其中前三部都完成于太宗朝，最后一部则完 成于真宗朝。而前三部书的主编者，皆为时典诰命的李昉，可以说，李昉堪称为中国历史上成就卓越的类书编纂家。
    一、李昉宽广的文化视野与《太平广记》的编修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李昉奉诏以“野史小说”主编《太平广 记》。参与编纂者有扈蒙、徐铉、吴淑等人，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八月完成，历时 一年半。
    《太平广记》虽为奉诏而修，而首创此议者似应为李昉。首先，该书编辑后 的遭遇可以为证。书成后，据宋儒王应麟说，太宗先令送进史馆，直到太平兴国六年（9 81年），才“诏命镂版”以“颁天下”。但是，“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太宗因而下 令“收墨板藏太清楼”[2]，以致该书流传甚少。连号称“博洽”的南宋著名史学家郑 樵，在其史学名著《通志·校雠略》中，亦误称《太平广记》为《太平御览》别出之书 。由于明清学者谈恺等人抢救性地整理出版，此书虽免于散佚，今日也有残缺不全。可 见，编纂此书若为太宗首议，也许他会像重视《太平御览》那样去天天阅读，可事实与 此相反。
    其次，中国封建社会正统学者，都十分轻视小说野史，但是，李昉却能突破 其束缚，独具慧眼地认识到了小说野史的价值。他在《进<太平广记>表》中说：“六籍 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古今。”换言之 ，小说野史这类文献亦“得圣人之道”，能“尽万物之情”，对社会教化亦有一定作用 。
    其三，从编辑时间上看，编纂达500卷的《太平广记》仅用了不足一年半时间，而编纂 1000卷的《太平御览》，却用了将近7年时间。编修《太平御览》时，有部头颇大的前 代类书《艺文类聚》等可供参考，而编修《太平广记》属于开创性的工作，无同类书籍 可供参考。《太平广记》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编纂完成，主编除了能善加调度外，却更 要非常熟悉小说野史。李昉博学善文，独具宽广的文化视野，对小说野史可 能早有研究，因此才能够在短期内主持完成此浩大的编修工程。
    由此看来，编纂《太平广记》应系李昉创议，为太宗所采纳。李昉主编这部巨著，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野史为私人编撰，是相对于正史而言的。正史多为官编，或私人编撰得到了朝廷的认 可，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占主导地位。野史的编者多非史官，编辑体裁亦不拘成规，内容 以闻见居多，且多委巷之论，故其地位自不可与正史同日而语。因而，在李昉以前，没有人对野史进行过编辑整理。
    小说多因涉及神怪与琐闻轶事，在正统学者的眼里，地位更次于野史。班固所作《汉 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目录学及学术史的著作，在论述小说时说：“小 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 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 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3]可见，孔子虽肯定小说有“可观者” ，但不能“致远”，对其致命一击却是“君子弗为也”。“君子弗为”之作，自然难登 大雅之堂。秉承孔圣人之意，班固对小说评价也极低，认为“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 狂夫之议也”。他在《艺文志》中所述诸子十家，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 横、杂、农与小说，结语都宣称“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把小说摒弃于不可观者之列。 直至宋朝，士人还言其“非学者所急”。
    小说所包括之神话、志怪与传奇，多涉及鬼、神、精、怪。我们知道，“不语怪、力 、乱、神”是孔子反复强调的主张。小说的上述特征，与圣人之意相背，为封建正统学 者所不齿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