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故迭起、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上，张申府先生是位非常重要却长久被“历史”遗忘的人物。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自己不久便又退出共产党，多年后被打成“右派”。在科学思潮、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引进、传播和发展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五四知识分子中，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因此对他的研究和理解，也会使人们加深对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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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折经历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出生在河北献县，其父为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的众议员等职。
     1913年，张申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但他对哲学却又深感兴趣，于是几年间在数学与哲学间“摇摆不定”，“变来变去”。1917年毕业后虽留校任数学助教，但依然难舍哲学，而且在哲学上似乎用功更勤。正是这种“文理交修”的背景，影响了他以后的思想发展与学术方向。附提一句，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张岱年也走上了哲学之路。
     这期间，正是新思潮在北大孕育发动之时，身处其中、思想敏锐的张申府深受时代精神震荡，常常探讨哲学、政治、社会及人生等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不久，他便成为《新青年》的经常撰稿人之一，稍后又任该刊编委。他还曾参与学生启蒙团体“新潮社”的成立活动。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等许多西方现代进步思想家。他在1946年曾骄傲地写道：“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都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流行了。特别是罗曼罗兰、罗丹、罗讷、巴比塞、伊本讷兹，等等都是。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一个。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引为光荣。”五四期间，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密切，并于1918年和李大钊一同创办了 《每周评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开始转向共产主义，译介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920年初，他参与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筹备活动;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同年10月，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将张国焘发展进来。此时还有桩“小事”值得一提。著名史学家赵俪生是张申府的学生，他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张申府亲口对人说的这桩小事。这时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张申府是馆长室秘书，当馆长不在时，由他代行馆长事务。一次，图书馆一位满口南方土语的青年图书管理员交来一份缮写的材料或卡片，因为缮写得不够工整，张回忆说，他客气地要对方“请拿回去重作一道”，但看到对方脸上露出不快之色。这位青年图书馆理员姓毛，名泽东。赵俪生继续写道：“后来，我偶然读到一本有关陈伯达的书，那里边说，当陈初到延安，初与毛先生相见时，当毛得知陈是从北平出来的，他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毛先生一直将张惦记在心。”(《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1920年年末，张申府遵照陈独秀的指示来到巴黎，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正是在此，他介绍周恩来入党，组成中共旅法小组;不久又与周恩来一起将正在探求新路的朱德发展入党。1924年初春，张申府回国来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并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正是由于张申府的极力推荐，周恩来回国不久便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
     虽十分冷寂，但“不识人”更“不识时务”的张申府在1957年还是未能逃脱“右派”厄运，直到1978年始获“平反”。
     “求真”与“求善”
     在张申府的思想中，“求真”的科学与“求善”的道德是内在相通，互相发明的。“科学规律”加深、加强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念，“社会主义”又使他对“科学”的价值备加推崇。将“真”与“善”统一起来，是他的理想目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虽具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思想的宣传者中只有极少数是研究“科学”的，而张申府便是这极少数之一。作为数学系学生，他具有某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敏锐地察觉到到世纪初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学在思想史上蕴含的巨大革命意义，并深为这种哲学的清晰、精密及高度技术性所吸引折服。因此，他并不是空洞地宣传“科学”，而是脚踏实地、终生不辍地译介、研究罗素的思想和分析哲学，为“科学的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开拓性工作。更难得的是，他推崇科学却不彻底反传统，对儒家的“仁”亦极推崇，力图沟通“仁”与“科学法”。在当时的思想先进中，这是十分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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