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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张申府在1930年代初就认为，科学的“求真”与人类社会的“求善”是统一不可分的，因为“科学是器，器无善恶”，所以需要一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他设想以“仁”作为引导“科学法”的价值体系，“今日世界的问题是如何把仁的生活，与科学或科学而生的工业融合在一起”，“在吾意，真即是自然，自然即是真：即真即自然，美善视此”;“求真”的意义在于“求善”，“求善”的路径在于“求真”，社会主义便是“善”，是“仁的生活”的体现。因此他充满热情的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当然，他还未能十分清楚地把罗素主张的改良的行会(Guild)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区分开。也可能，他是有意“混淆”这两种学说，想以科学、理性来使“革命”不那样“暴力”。  不论如何变化，在五四时期科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过程中，张申府作出了突出贡献。 个人与社会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申府却因“一言不合”而执意退党，其中固然有个人性情、人事纠葛等原因，但思想渊源，却是更为根本的。 如前所述，张申府深受罗素思想的影响，他在介绍罗素的哲学思想、社会观点时，对罗素的“个人主义”亦极赞赏：“他(罗素，笔者注)最重视个人，个人的自由，小团的自治，与他哲学里的重视个体与主张绝对多元，实不无关。”在张申府的思想中，“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无法真正解脱。所以，他在1930年代发表一系列杂感的《所思》、《续所思》中，认为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群与己，少与多”的关系问题，“过顾社会则碍个人，过重小己亦妨社会。”如何处理“群己”关系，是他困惑不已、深感痛苦的问题。从个人经历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先锋之一，他对以个性独立、个性发展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观念一直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译介者、信仰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以集体主义为目的大同境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始终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意。这种内心的矛盾，是他难以纾解的，也是他的悲剧的根源。 张申府的理想社会，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如何可以自由?自由在个人主义。如何得个人主义?得个人主义在知有人，亦不知有人。知有人，不以己害人。不知有人，不以人碍己。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群己之纠者，在于是”。其实，这“大同个人主义”毕竟只是一种美好而苍白的空想，恰恰反映了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伦理困境。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无法完全接受西方近代“个人主义”取向;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忍受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取向。而如何才能实现理想的“大同个人主义”呢?张申府只能寄希望于人类的理性：“解决此问题自宜更循人性而审选群制。巴甫洛夫的制约反射之律，于此实大有助益……换辞来说，人生必须由科学的进展，人性的认识，社会的改制，教育的更新，以达于仁之境。”他认为，通过诸如条件反射学说便能“科学地”认识人的本性，可以据此作出理性的选择，造成群己和谐的合理社会，使政治由暴力的变成理性的：“力即是理必须变成理即是力。”在暴力冲突异常激烈的近代中国，呼吁有“理”代替“力”确实显出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但又反映了一种在现实剧变中的无奈。这种悲剧精神与无奈之感，确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总之，在张申府的精神世界中，科学与价值、个人与社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汇于一处而不彼此抵牾，其根源就在于他笃信物我一体的 “通”：“一与通是东方哲学之特长。多与析则是西方哲学之所擅”，“我则祈：于多见一，由析达通;一不忘多，析而以通为归宿”。的确，“一”与 “多”，“析”与“通”，“仁”(价值理性)与“科学法”(工具理性)之间如何定位，是张申府先生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和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