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文献有关虢都上阳位置的记载，大多数学者都指出上阳城的方位在“陕县东南”、“县东”、“东城”等等，即汉代所建立的陕县城东，虽文字叙述略有差异，但实际上都是把陕县城作为上阳城的地理坐标参照，只是有些文献记载把上阳与陕城的关系说得更为具体而已。另外，《河水注》、《括地志》、《史记·秦本纪》、《路史》、《续汉书·郡国志》等文献都把“焦城”或“焦国”作为上阳城地理位置的参照。要确定上阳城的具体位置，必须研究陕城、焦城或焦国与上阳城的关系。首先要确定文献中“陕”和“陕县”的内涵。文献中的陕和陕县指的都是陕县的治所，即陕县城（唐代是陕州的治所陕州城），并非泛指陕县境④。是说可从，因为，“焦城在陕县东北百步古虢国城中东北偶”，“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这里的陕县或陕州只能是陕县城或陕州城，否则“百步”将无从算起。“陕，故虢国，所谓上阳也”“陕县为虢都”既然是“上阳”，是“虢都”，那么，这个“陕”和“陕县”也只能是陕县城。正如1936年《陕县志》所言“上阳即陕城”。
    关于上阳城的具体位置，目前考古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家窑遗址就是虢都上阳城，另一种观点认为上阳城位于陕州故城的东部。
    20世纪50年代中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上村岭发现虢国墓地之后，根据史书记载的虢都上阳的地理位置，试图寻找上阳遗址的所在地，并做了大量的试掘寻找工作，发现了三处与墓地同时代的遗址。一处是陕县老城（今三门峡市西的陕州风景区）东南4.5千米的李家窑遗址，一处是墓地北边的上村岭遗址，一处是山西平陆县城东北3.5千米的南盘村遗址。其结论为：“南盘村和上村岭遗址太小，地势崎岖狭窄，包含贫乏，和文献所记载的位置也不符，是虢上阳的可能性很小。李家窑遗址规模大，南临涧河，地势平，开阔平坦，包含丰富，可能即虢都上阳的所在地。”⑤据此，《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工具书，都采纳了这种说法。多年以来，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的钻探工作，发现了21座周代的贮粮窖仓和几座陶窑，还发现了一些炼铜渣和陶范碎片。特别是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的西南部今涧河北岸的九孔桥附近，发现一段陶水管道。这些发掘工作无疑为确定李家窑遗址的性质，提供了更为确切的实物证据。但作为都城所在地，仅此并不能说明问题，因此也产生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李家窑的遗址虽然规模很大，东西约1300米，南北约260米；包含也很丰富，文化层最厚处达3米。但是，从李家窑遗址的内涵来看，所出土的占绝大部分的是陶器皿和瓦片，几乎没有发现贵族使用的器物，既无宫殿遗迹，也无城墙遗迹。为了寻找上阳城的确切位置，从1999年1月开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门峡市文物队，在李家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终于找到了上阳城遗址。该城址坐落在三门峡市东南部，北依上村岭，南临青龙涧河。现存城垣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南城墙已被青龙涧河水冲毁，仅留残垣断壁。而北城墙保存尚好，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残宽600米，周长约3200米。城垣残基宽6米，因为遭到现代建筑的破坏，时断时续，残存高度不一，最高处近2米。城墙采取大版筑的方法夯筑而成。城垣墙外有两条宽阔的大壕沟，为防御工事。整座城址宏伟而壮阔。在发现城墙遗迹的同时，考古工作者在城址内西南部发现了一处大型宫城遗迹，宫墙周长1350米。围绕宫墙外有一道和宫墙平行的壕沟，也是用于防御的工事。在宫城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地基，上面保留着45个直径近1米的柱础石，这无疑是当年王宫所在地。基址南面三个凸出的门阶，应分别为“阼阶”、“中阶”和“宾阶”。尽管如此，有人认为上阳遗址“李家窑说”仍有很多疑点。1995年春，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在李家窑遗址的东部发现了一批西周晚期的墓葬，其中有一座墓葬出土了青铜器一鼎二簋，且有铭文，作器者名追尸（夷）。追尸之祖是究仲，究仲与西虢虢季究公同族，追尸鼎和追尸簋的出土，证明这里是虢人的墓葬区。这对遗址是虢都上阳的说法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是：李家窑的位置与古代著名的地理文献如《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等所记载的上阳的地望均相去甚远。
    认为上阳城位于陕州故城之内东部的学者，根据地理文献记载，又有目的地对陕州故城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者认为该地不仅与《水经注》等文献记载的地望相一致，而且环境优越，实属建立都城的理想之地，因此确认三门峡虢国（南虢）的都城上阳位于西汉陕州故城的东部，中间有一条壕沟与陕州故城相连结。作为虢都上阳遗址，现存陕城东城，其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300米，大体呈东西短窄南北狭长的不规则矩形。现有东、南城墙残存，东城墙长约220米，高约5.5米，城墙为黄土夯筑，夯土层厚0.09～0.11米；南城墙长约275米，高约10米，夯土层厚0.10～0.15米。从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看，其地北有黄河，南有青龙涧河，东有天然大沟青洋沟，西有壕堑，西南有虢山。这些天然的壕沟和河流，就形成了四面包围的天然护城壕。《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说明古代有城必有池。崔豹《古今注·都邑》说：“洋勾，谓羊喜抵触墙垣，故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也。”青羊沟当以此得名，可见这座城邑的古老。城邑位于黄河与青龙涧交汇的黄河南岸二级台阶上，既有丰富的水源，又能避免水害；地势平坦，黄土层深厚，土壤疏松肥沃，既适宜于人们居住，又适宜于农耕生产；北面、西面分别有茅津渡和太阳古渡，与黄河对岸的下阳城相交通，水陆交通便利。无论从军事防御，还是从生产生活实际，都符合《管子·乘马篇》所说的周代建城特点：“凡立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于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这座邑视为周代的焦城与虢城也是比较适宜的。从军事战略地位来讲，古代建城特别注意地形地势。如果把陕城的地理形势与李家窑相比，这里远胜于李家窑。从关中西安向中原洛阳，陕城为兵家必争之地，它西扼函谷，东控崤阪，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周初年，周公和召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分陕而治，召公主西，周公主东，其分界就是陕城。戴延之《西征记》说：陕城“南依山原，北临黄河，悬水百余仞，临之者咸悚息焉”。正因为如此，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在此城非设县即设州（郡），焦人、虢人在这一带建国设城，当不会舍此宝地而另有他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