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专门性史学期刊因期刊杂志所具有的时效性强的媒介作用，有利于及时反映史 学研究成果，并积极介绍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新动态。仍以《史地学报》为例，其表现方 式大致分为两类：（一）开设史地界消息、书报介绍和新书评论专栏。《史地学报》自第 一卷第三期起，设立了史地界消息专栏，第二卷第二期又对历史类消息的编辑内容作了 规定。“本栏编辑历史类似研究所，史学家，出版物，历史展览，考古挖掘，以逮琐闻 、讣闻等为次。”（注：“史地界消息”，《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1923年。）而书报 介绍专栏的开设，是由于“学术与时皆进，而书报亦随学术之恢扩而益多。故觇一国之 学术，虽当由各方面观察，要可由其书籍见之。顾典籍无涯，精力有限，知其大要，有 需概述；而新著浩涵，莫识精粗，学者问津，尤须深造者为之撅引示异。此所以欧美学 者之于书报介绍‘Book Review’视为切要，多由专家任之。吾国前人亦有‘读书记’ ‘书录解题’之例，顾暗而未倡。吾人生今日学术奋进之秋，不可不仿异邦之良模，发 前人之美意，而于此加之意也。史地之籍，新出綦多，本报新辟此栏，以供绍介之助。 ”（注：“书报绍介”，《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1922年。）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设立这 类栏目的起因和目的。（二）转载、译载或摘述有价值的、重要的史学研究论著，以达到 及时反映当前史学研究动态的目的。如当时影响甚大的古史论战，辩论文章多刊载于胡 适主持的《读书杂志》上，《史地学报》在第三卷第一、二合期上转载顾颉刚的《与钱 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刘胡二先生书》，钱玄同的《答顾颉刚先生书》，刘掞黎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在第三卷第六期转载刘掞黎的《与顾颉刚书》和胡适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总之，专门性史学期刊对于史学自身有着其他学术期刊（或一般性期刊）所不具有的特 殊意义，专门性史学期刊的出现对于现代的、科学的历史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十分积 极的影响，是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 史学研究在高校学报类期刊中的反映
    重点刊发史学论文的刊物，还有当时各高校出版的学术期刊、学报、研究院所的专门 刊物，其中比较主要的见下表：
    虽然不像专门性史学期刊那样注重综合性地反映史学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但由于高 等学校有一流的教授忝列其中，而且，缘于其高等学府的学术声誉与学术地位，许多非 任教于该校的知名学者也积极投稿，加之一些高校已建立了初具现代规模的系、院两级 史学人才培养体系，所以高校的学报或所属刊物发表的史学研究成果，往往具有很高的 学术质量。二、三十年代出现的许多重要的史学论著，有相当的部分即首次发表于这类 期刊中。曾被称作“四大学术刊物”的《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和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前三者均属高校学报，且都创刊于20年代。可以 说，这些期刊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准，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其刊载的史学研 究论文亦应标志着当时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高校学报类期刊之于历史研究的作 用不可小视。
    以著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创办的学术刊物为代表做一简要分析，可以 看出它们在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与影响。
    《国学季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为文科研究所）的专门刊物，创刊于1923 年1月，该刊重在“发表国学方面研究所得之各种重要论文”。（注：《国学门研究所重 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国学季刊》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 动及北大特有的学术氛围中，该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由胡适撰写的《发刊宣言》，对“ 整理国故”的倡议做了系统的论述，这是一篇现代学术史上非常著名的有关整理国故的 “宣言”。
    《国学季刊》非常明显地将民国初年开始兴起的历史考证学的史学发展趋向反映出来 ，同时对新史料的介绍与研究也十分重视，另一方面还注重表现当时中西学术交融与交 往的情况。
    历史考证学在《国学季刊》上以民族史、宗教史、思想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体现 得十分突出，发表了陈垣的《火祅教入中国考》（1卷1号）、《摩尼教入中国 考》（1卷2号）、《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编》（1卷4号），方壮猷的《鞑靼起源考》（3卷2号） 、胡适的《戴东原的哲学》（2卷1号）、《颜李学派的程廷祚》（5卷3号），谢国祯的《清 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卷4号），孟森的《建州地址变迁考》（3卷4号）等重要论文。说明 了历史考证学在当时史学界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上均有拓展 与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言，也是“整理国故”的成果。
    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注：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 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国学季刊》非常及时的反映出了这一新 潮流。20世纪初以来发现的四大新史料，该刊均有涉及。如容庚的《甲骨文字之发见及 其考释》（1卷4号）阐述了甲骨文从被发现到被视为史料进行研究的情况。季刊还登载了 伦敦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所存的敦煌书目，陆续发表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汉简的科考 报告及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研究成果。
    《国学季刊》的“编辑略例”称，该刊“主旨在于发表国内及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学的 结果”，“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言语学、比较言语学印度宗教及哲学…… 亦与以相当之地位。”（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刊物发表有外国 学者伯希和、伊凤阁等人的文章可视作是对此要求的具体实施。另如姚从吾的《欧洲学 者对匈奴的研究》（2卷3号）（注：《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陈受颐的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映》（5卷2号）等文，则属中国学者对中西交流或相 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如陈文认为以往论者过分注重西方科学知识的输入而忽略了中西文 化双向交流渗透的事实，文中指出：“其实两方思想上的交换，问题甚大，不该看作西 洋历算介绍之附庸。耶稣会士不特传播西洋思想和文化于中国，同时也传播中国思想和 文化于西洋。”（注：陈受颐：《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映》，《国学季刊 》第5卷第2号，1935年。）这样的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启发意义。
    顾颉刚于1923年5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 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古史的论战。在此稍前，《国学季刊》创刊号 （1923年1月）上发表了顾颉刚的《郑樵著述考》，下一期（1923年4月）发表了顾颉刚的《 郑樵传》和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与顾颉刚创立疑 古学说有密切关系，而《国学季刊》所做出的反应，则表现出它对史学界最新研究趋向 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