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在当时还有《国学门周刊》（后改为《国学门月刊》）等学术刊物，对史学研 究亦多有重视，刊载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限于篇幅，此不赘言。
    《燕京学报》创刊于1927年6月，是燕京大学创办的学术杂志。（注：详见史復洋 ：《<燕京学报>前四十期述评》，《燕京学报》新1期，1995年；张越：《关于<燕京学>》，《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燕京学报》的“简章”称：“本报以发表研 究中国学术之著作为主旨，由燕京大学同人担任撰述。”（第1期）燕京大学是一所著名 的教会大学，由于有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财政支持，燕大的教师阵容、教学条件均属一流 ，而《燕京学报》无论在刊物质量（学术质量和印刷质量）还是在办刊特色上都显得十分 突出。
    首先，作为一份著名的学术杂志，《燕京学报》刊登了一批有着重要价值及影响的学 术论著，这些学术论著的作者既有当时已经成名的知名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新人，或 藉此而在学界产生影响，或日后成为著名学者。这些论著包括：陈垣的《史讳举例》（ 第4期）和《元西域人华化考下》（第6期）、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第7期）、谭其骧 的《新莽职方考》和《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第15期）、裴文中的《中国细石器文 化略说》（第33期）、齐思和的《魏源与晚清学风》、陈梦家的《甲骨断代学甲篇》（第4 0期）等。可以说，《燕京学报》为这些论著面世创造了条件、做出了贡献，当然，也正 是刊载了这些论著，才造就了《燕京学报》的学术声誉。
    其次，从其刊发的学术论文的总体上看，《燕京学报》非常突出地反映出了当时史学 研究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考证学的发展情况。历史考证学的兴起，重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 新史料的发现，表现在研究方面，主要是对甲骨文的研究、对明清史的研究等领域。《 燕京学报》在这些方面都非常重视。如吴其昌的《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第14 期），利用王国维身后没有见到的甲骨文，继王氏《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继 考》后再行考证，充实了有关证据，更加完善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发表有陈梦家、 郭沫若等甲骨学大家的研究文章。明清史方面，主要有吴晗的《胡惟庸党案考》（第15 期）、王锺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第36期）、张鸿翔的《努尔哈赤受明封赏考实》（第 38期）等。历史考证学的兴起，还在于对“科学”的提倡与认同。这一趋向在史学研究 上表现为对科学史的重视。《燕京学报》也敏锐的予以反映。如张荫麟的《九章及两汉 之数学》（第2期）、《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第3期）、何观洲的《山海经在 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第7期）、王振铎的《汉张衡候风地动仪造法之推测》（ 第20期）等。其他如高水准的民族史、历史地理学、先秦制度史、中外交流史等方面的 考证论文也多有登载。
    再次，《燕京学报》在其面貌、形式和内容上体现出的新意十分明显。具体言之：（一 ）开展学术批评，在学报上营造出学术争鸣的氛围。如第26期发表了李世繁对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的批评文章，并附冯对此文的答复，双方都是在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 二）重视提携新人。如时为中学教员的钱穆在学术界并无名气，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 》在观点上与《燕京学报》主编顾颉刚也不相合，但学报仍予刊载，成为钱穆的成名作 。另如谭其骧、吴晗、周一良、翁独健、王锺翰等人，在当时或刚刚毕业，或仍在就读 ，但他们的论文都在学报上获得了登载的机会。（三）积极介绍学界新书、引得、杂志。 《燕京学报》介绍过的学术论著、引得、杂志总计有三百余种。在第30期以后，开设了 “书评”栏目，共发表书评85篇，每篇书评一般不超过两千字，简明扼要、观点明确， 并非一味肯定称赞。如齐思和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32期）：“抑吾人犹觉美中不 足者，书名史学，自宜论其体裁之得失，编次之良否，态度之偏正，考订之精粗，俾读 者了然于二千年来史学演变之大势，及今后改良之途径，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 仅言纂修经过，鲜言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四）注重刊发“学术消息” ，传递学术信息。“学术消息”栏目始于第8期，直至第40期终刊，不曾间断，总计近2 00条，内容有各学术研究近况、各大图书馆近况、考古消息、科考团动向、古籍珍本影印消息、学术杂志创刊或复刊消息、文物陈列开幕消息、方志纂修情况、学界名流逝世 及其生平介绍等等。（五）有英文目录，后又增加重要论文的英文提要，间或刊出已发表 各期论文的“篇名引得”、“撰译者人名引得”。具备上述这些特点，其原因可视为燕 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及西方学界的关系与交往，使之更可借鉴西方期刊之长，而更重 要的，当归结于编者对《燕京学报》编辑工作的敬业精神和科学态度。《燕京学报》十 分典型地反映出了学术期刊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和促进。
    《清华学报》由清华学校的清华学报社负责编辑，1924年6月创刊。《清华学报》创刊 号的“引言”中说：“我们以为求学的态度，应以诚实两字为标准：第一，要存一个谦 抑的心，然后实事求是，平心静气，来研究学问；第二，要有科学的精神，然后求学的 方法，可以渐趋精确稳实，脱离虚浮的习惯。”“次论本报的内容：因为学问的范围， 是很广的，所以本报的论著，不用机械式的分类；除文苑一门暂时不登外，其余的著作 ，但求与本报宗旨相合，俱可选载。”较之《国学季刊》和《燕京学报》，《清华学报 》的内容更为宽泛，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论文都予刊登，史学方面虽不占 绝对多数，但每期均可见到，且由于有王国维、梁启超、朱希祖、顾颉刚、陆懋德等著 名学者的文章见诸学报，也为之增色不少。如王国维的《鞑靼考》（3卷1期）、《南宋人 所传蒙古史料考》（4卷1期）、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1卷1期）、顾颉刚的 《五德终始说下的历史与政治》（6卷1期）、张荫麟的《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1 卷1期）等论文，都是现代学术史、史学史上的重要著述。
    不过，更为集中地反映清华的国学或史学方面研究成果的，应属国学研究院的《国学 丛刊》以及《实学月刊》、《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为季刊，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 出版物，1927年6月创刊，“内容除本院教师之著作外，凡学生之研究成绩，经教授会 同审查，认为有价值者，及课外作品之最佳者，均予登载。”（注：苏云峰：《从清华 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4页。）《实 学月刊》是由国学研究院学生刘盼遂、吴其昌、杜钢百等人以“实事求是整理国故”为 宗旨，组织“实学社”，为发表其研究成果而创办的（注：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 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1926年4月出刊。《国学月刊》为陆侃如 、杨鸿烈、卫聚贤、储皖峰、黄节（后大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等人编，他们于19 24年5月成立述学社，并出版《国学月刊》以发表其研究成果。《国学月报》的“发刊 引言”说：“我们是极恨这种‘顽固的信古态度’及‘浅薄的媚古态度’的。我们宁可 冒着‘离经叛道’的罪名，却不敢随随便便的信古；宁可拆下‘学贯中西’的招牌，却 不愿随随便便的媚古。”这表明述学社及其刊物在西学东渐及整理国故问题上所持态度 。（注：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6页。）其 中，《国学论丛》最具权威性，史学在其内容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以1卷1号为例， 刊载的史学研究论著就有梁启超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吴其昌的《宋代之地理史 》、徐中舒的《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周传儒的《中日历代交涉史》、余永梁的 《殷墟文字考》、卫聚贤的《左传之研究》、陈守寔的《明史稿考证》等多篇（ 部）。另两刊也是如此，如《实学月刊》载有王国维的《鞑靼事略跋考》（1期）、梁启超 的《先秦学术年表》（4期）等文，《国学月报》载有姚名达的《章实斋之史学》（2卷1号 ）和《章实斋年谱》（2卷4号）、陈守寔的《明清之际史料》（2卷3号）等文。总的 看，清华学人所办期刊，有着自己独具的特色，正如校长曹云祥所说：“现在中国所谓 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 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之法，并 参加中国考据之法。”（注：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版，第19页。）其史学方面表现出的特点及对于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亦同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