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长期以来，史学界围绕着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所提出的六边型区域抽象模型，展开激烈 的争论，至今余波未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史建云研究员在所提交的论文《对 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从运输成本、生产及土地潜力开发、市场、社区理论等 方面重新解读中国农村的建构模式，对施氏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报告从人口增长、 村庄扩充、基层市场、中间市场、集成市场诸要素和层级关系上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 问题，并从中国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与群体共生的发展趋向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南开 大学的许檀教授也加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她在提交的《对史建云教授文章的一些补充》 一文中，认为学界在批评施氏的理论时，将他的理论放在具体的事实情境中相比较，实 在不妥。因为这一理论本身是纯粹的理论抽象，不能指望这一抽象的理论与任何具体市 场时态相一致。她进一步指出，施氏的核心理论“中心地理论”并非施氏原创，而是由 德国的地理学家提出的地理学概念，这一理论构建是以一系列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施氏 的贡献在于将原属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引入历史学的考察中，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新天 地。施氏的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结合上，存在着重要缺陷。真正的问题在于如 何从实证的角度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市场体系。
    在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市场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 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有着相当的难度。为此，必须处理好国家、市场与农民的关 系。南开大学的丁长清教授在其《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再探讨--国家、市场与农民》 一文中，阐明了国家、市场与农民关系的具体内容，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农民 ；国家引导农民，农民是市场的主体，国家的根基；农民关系到市场的发育水平。具体 来说有五个问题：1、国家如何适度干预市场；2、市场如何引导农民；3、农民如何适 应市场；4、国家如何减轻农民负担；5、农民如何为国家做贡献。最后他强调，实现国 家、市场、农民的良性互动，才能使得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农民富裕、国家强盛。
    就农村的具体市场而言，河北大学的黄正林教授做了《关于西北农村市场》的报告， 他以西北地区这个比较特殊的区域为范围，利用了大量详实的历史资料，对这一区域近 代农村市场进行了长时段细致地考察。报告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层面，不仅对农村市场主 要形式共同性市场集市、庙会，特殊性集市如寺院等作了深入分析，也对其集期以及交 易方式的变化、集市功能及其特点、专业市场、特殊产品类市场等问题作了较详尽的探 讨，还对晚清民国农村集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作了总体性和共趋性研究，指出晚清到民国 时期西北农村集市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期性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 对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是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西北农村社会经济造成 极大破坏，三是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得农民非常穷困。
    三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之一是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其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核心 问题，今后20～30年我国农村经济的最大课题也正是如何将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 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一课题的解决也需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线索。天津社会科学 院张利民研究员在其提交的论文《城市发展与农民进城》中，考察了近代以来城市移民 的特征与农民城市化的制约因素。他认为近代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机械性的增长。论者将 近代以前和近代以后城市人口的增长作了比较，指出：近代以前的移民潮呈现出候鸟式 的季节性特征，农忙和春节时期则返乡，其原因是城市发展程度不够，导致了城市的容 纳能力极为有限，进而制约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近代开埠以来，移民季节性特征有所 改变，移民定居者增多，此局面得益于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容纳空间， 为农民的城市化提供了契机与保障。这种趋势与当代极为相似。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 城市的容纳能力始终有限。农民的流动趋向并非是指向其熟悉的环境，指向与他们居住 地靠近的中小城镇，而主要向较大的沿海城市、工矿企业较发达的城市集中。这进一步 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充分，限制了城市的容纳能力，从而制约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论者还就人口流动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的双重作用作了分析，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谈了自 己看法。他指出：对城市而言，外来人口产生了诸如暴力、下层社会、城市问题等一系 列负面效应；对乡村而言，导致青壮年劳力的缺乏和土地的荒芜。要缓解这一矛盾，从 城市的角度讲，则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扩大社会化大生产，使 更多的农民冲破身份的束缚，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月忠 则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途径。他在《从过去上山下乡运动到新时期的下乡上 山实验工程》一文中，侧重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动态考察，对两个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运 动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作了对比分析，从文化传播视角和城市化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了 两个“上山下乡运动”。他认为：对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城乡差 别，需要将城市中的先进文化、理念向农村扩散，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事实上一定程 度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所处的时 代不同，目的手段不同，其绩效也是不同的，表现出几个方面的新特点；一是新时期的 下乡运动不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在政府指导下民间的自觉行为；二、不是临时性 的，而是正常的城乡交流活动；三、不是城市援助农村，而是城乡互动。其交流的内容 是广泛多面的，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论者还从实地考察某企业下乡工程的基础上，论证了在这一工程中如何将处于小农生 产的农民组织成现代化企业的生产模式。他最后强调：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不完全是 城市援助农村的行为，还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传统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理论仍把目 光局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其实城市化的重要一部分是城市人员、城市要素、城 市资金、城市文化向农村扩散。这还有待于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以及从 历史学领域寻找相关的佐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