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瞿林东
    一、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19世纪末至2 0世纪初，这种历史观点的发展、进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西方近代进化论的 传入，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另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在更加深 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关于前者，梁启超、顾颉刚都有论述①；关 于后者，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也各有阐说②。由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引入，尤 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 进程。
    顾颉刚从三个方面比较了19世纪后半期同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发生变化的原因：“ 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 史料的发现”。顾颉刚在讲到“新史观的输入”时认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 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 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 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 中心的历史变为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 步。”③诚然，顾颉刚所论，也有可议之处，但他认为“新史观的输入”促使人们对历 史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估计应是符合当时中国史学的实际的。
    李大钊批评了“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和“历史的政治的解释”，进而阐明了“历史的 唯物的解释”，认为：“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 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他批评唯物史观以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 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而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④。唯物 史观的流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被许多人所认可、运用，因而也就不免泥沙俱下， 鱼龙混杂。翦伯赞撰写《历史哲学教程》的目的之一，就是批评“对史的唯物论之修正 、割裂、歪曲”的种种现象，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强调指出：“我所 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 依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 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 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⑤翦伯赞的这些话，同样也反映出20世纪前 半期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观的发展的高度重视。
    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历程作认真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事实：20世纪 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 是更大的进步。
    这里，我就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的有关问题讲两点认识。
    二、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是一个人难以做出全面的和正确的回答的，我只是根据 自己的肤浅认识，讲几点看法，和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全部历史，也可以说是要研究整体的历史。一部史学史，至少 是一部中国史学史告诉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作有系统的和整体的研究，这是从唯物史 观传入中国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史学意识。当然，以往的史学，也都不同程度 地涉及到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但是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等 ，作有系统的、整体的、科学的把握，确是得益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启示和指导。
    （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 。中国史学史上的许多先哲，着意于“通古今之变”，不断探讨社会治乱之“理”、朝 代存亡之“势”，努力解释“势”与“理”之中存在的“道”，即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 与常规，其意颇近于后世人们所说的规律。故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 先为史。”⑥尽管中国学人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也有丰富的思想积累，然而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的先人们在这方面的思考所得，只是停留在 朴素的阶段，从而限制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 由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过程，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 争的演变、发展对社会历史的影响，社会历史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从而揭示出人 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论原则，也就使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成为可能。
    （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因为唯物 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大家知道，按照唯物史观的 基本原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应从经济领域入手。但是，唯物史观同 时承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化、道德风尚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在中 国史学上，司马迁写出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汉书》则有《食货志》，杜佑 《通典》更是把《食货典》置于诸典之首等等，显示出重视经济生活的思想传统。杜佑 甚至提出了教化同食货、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之间的关系，把古代史 家关于对社会结构、国家职能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以至于在此后的上千年之中，人 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进展是缓慢的，并始终带有朴素的色彩。唯物史观的传入，人们的 历史观念在这一领域同样产生了质的飞跃，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 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真正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获得实践的意义。 今天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常识问题了，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发展到这一阶段，却是 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中国历史上很 早就有民本思想的传统。司马迁还写出了《陈涉世家》这样的千古名篇，一些史家也一 再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明清时期史学的重民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这 些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但是，这样的思想传统要发展到更高、更加理性的阶段，也只 是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才能达到的。只有到这时，中国史学界才能产生如同李大钊 的《民彝与政治》（1916年）、翦伯赞的《群众、领袖与历史》（1939年）这样的鸿文，揭 示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作用。李大钊说得好：“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 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 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⑦这是对“众庶”和“英雄”在历史上的 作用的合理解释。诚然，结合到历史的具体事件来说，其情形可能千差万别，但其根本 原理，当不超出此论的范围。
    以上这四个方面，是就我个人的肤浅认识来看，唯物史观是怎样的影响着20世纪中国 的面貌，怎样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使其朝着科学化的道路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