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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治史理念和范式的确立，不仅在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变革中产生了革命性 的影响，对当代史学的建设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我们在强 调发扬这些现代史学的传统时，由于存在着某些认识上或操作上的偏差，确实也有不少 值得总结的教训。如自五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界占了主导地位后，逐渐出现了 一种不分层次和性质地把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的各种争论绝对化、政治化和阶级斗 争化的倾向（这在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风集团”的批 判中已有所反映），看上去是坚持了战斗性，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复杂的文化建 设问题和各种不同学术观念之间的争论作了简单化的硬性处理，这种做法后来产生的消 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同时，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依然把史学的社会功能定位在为现 实政治服务的方面，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人们也是记忆犹新的。而在强调运用唯物史 观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我们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和 机械论倾向，如只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忽视甚至否认其多样性，只看到经济基础对 历史演变的决定作用而忽视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在相当程度上 影响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和历史认识论的进一步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