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了众多新的研究领域，包括：近代史和现代史；世界史；经济史；民族史；史学 史等。
    史学理论方面，有范文澜《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和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 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依我的浅见，上述文章具 有标志着中国学者运用唯物史观已经走向成熟的意义。还有其他史学家以唯物史观撰成 探讨本学科领域的理论文章，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不仅有整理、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浩巨工作， 而且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0种，共3千余万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明清史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多种大型工程，生动地体现出广大史学工作 者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
    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了一批人才，以后在新时期中为开创新局面作出贡 献，成为各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四、十七年中教条化的盛行，主要在1958年及其后一段时间，打着“革命”的旗号， 势头很猛。对于造成其盛行的原因应作具体分析。属于因史学工作者水平不高者，通过 学术实践和争鸣即能逐步解决。属于政治上“左倾”错误影响者，随着纠正“左”的路 线，即能被迅速纠正；1962年的“调整”和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均立即产生的效果，即为 明证。至于“四人帮”及其爪牙蓄意制造混乱、颠倒是非，那是为了实现其反革命图谋 ，则明显地不属于学术问题的范围。决不能用“教条化、公式化盛行”来概括整个十七 年的历史研究，更不是因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确立了主导地位，就必然造成教条化 错误。恰恰相反，教条化本身正是唯物史观的对立物。当错误倾向袭来的时候，坚持唯 物史观指导的、成熟的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勇于挺身而出抵制教 条化错误，明确指出应坚持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言论，是对教条化 倾向的大声猛喝，在他们的身上才真正代表了唯物史观的风格。
    五、站在新世纪的时代高度回顾建国后十余年历史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得很清楚：当 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两种对立的学风。一种是坚持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提倡百 家争鸣的正确学风。一种是只会套用现成公式、不愿作艰苦的史料分析工作的教条化学 风。十七年历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绩，正是因实践、发扬正确学风而取得的，也是在与 教条化倾向作斗争中取得的，由此而显示出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和生命力。
    新世纪的史学，必定前景更加广阔，风格更加多样，方法更有不断创新。然而，唯物 史观是科学的体系，它能在吸收许多有益的学说、原理之中丰富自己，在实践中发展自 己。新世纪中最有前途的史学，能真正拿出来与外国同行平等对话的史学，必定是坚持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又善于发扬前人学术遗产，并通过对外交流、学习外国有用东西以 丰富自己，在此基础上勇于开拓创新的史学流派和著作。
    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史学传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逢祥
    说到“学术传统”，一般人多易将其笼统理解为古代形成的文化统绪或学术规范。但 实际上，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应当看到，“学术传统”本身并非凝固不变之物，而 是一种处于不断积累和新陈代谢之中的文化现象。在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它既汇聚 了各时代文化的沉淀物，也在不断扬弃某些传统学术因素或范式。而每一时代的学术，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必然会依据当前的需求和条件建立起自己的学术重心与研究模式 ，从而形成新的学术传统以影响后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既可以是改造旧学术的产物 ，也可能是一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因子。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便是 指“五四”以后逐步形成，具有新一代规模的学术主导意识、运行机制和基本范式。由 于它在今天仍然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发挥着直接的影响，故对其形成过程、内涵、特 点和利弊得失加以认真的考察，显然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史学传统形成的诸多学术因素中，除了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内在制约外， 影响最大的厥为实证主义和唯物史观两大思潮。在建设现代史学的道路上，这两大思潮 既表现出某些共识，又有其鲜明的差异甚至对立。最明显的，如两者都主张把历史学建 设成一门“现代科学”，但在对“历史科学”内涵的理解和实现途径上又表现出很大的 分歧。在整个现代史学史上，实证主义虽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 研究却并未因各种压力而归于消沉，而是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反过来，在建国以后唯 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一家独尊”的形势下，实证主义史学事实上也仍保持着相当的影 响力。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约有两端：一是从史学专业理论的角度看，两者实际上 存在着互补性。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实证主义对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史料和史实考证等 比较微观的技术层面，它放弃或者说也无法对历史的宏观变迁作出科学的解释。而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认识一切事物的世界观和社会学理论，当它在中国 被直接引入历史学领域时，主要是作为一种宏观的历史解释系统，至于在处理史料等基 础工作方面一般仍不得不采用实证主义的一些方法。所以，两者的理论既存在对立之处 ，也有其相互影响和共存的一面。二是这两种由西方传入的思潮，应当说都在中国本土 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结合点。前者与中国古代十分发达的考据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后者 则不仅顺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的时代需要，且在治学观念上与传统史学讲求经世致用的 精神有相当的契合处。故都能在中国现代史坛上扎下深根而形成持久的影响。
    建国以后，由于唯物史观成为人们从事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故其现代以来逐步形成 的新传统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也更为直接和深切。这种传统，从理论观念上说主要 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精神上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性。这一传统的形成，与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自身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代表被压迫阶级的 文化意识，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一传入中国，为争取生存和发展，不仅要在实践层面经 历与中国国情的磨合或者叫作“中国化”的过程，还会在思想文化战线受到各种非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挤压，如不斗争，就无法生存。这种斗争性，本是其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表 现。也正是通过斗争，增强了其自身的免疫力和完善度，并使之不断趋于成熟。其次是 功能上形成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鲜明特征。中国古代史学原来就有为政治服务的深厚传 统，进入近代以后，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动，政治变革成为百余年中最为突出的历史主旋 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革命世界观指导下的学术，其成长过程复受上述传 统与现实二重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上偏重发挥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在当时显然有其现实 性和合理性。三是在学理上强调历史发展规律中必然性的解释。这是唯物史观指导下历 史科学的一个最基本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