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扬唯物史观是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向燕南
    一、史学工作者在社会历史意识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历史对于现实的影响事实上来自于两个方面：一、客观的历史（history-as-event）； 二、写的历史（history-as-account）。客观的历史之所以对现实存在影响，是因为我们 今天的一切，都是过去历史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发展的结果。写的 历史之所以对现实存在影响，是因为作为客观的具体过程的历史，必然地随着时间的流 逝成为不可完全复原的过去，于是，凝结主体对客体认识的历史作品，便承担起传递过 去信息的重要工具。所谓传统，实质是在客观的历史与写的历史交互作用中逐渐积淀形 成的。其中写的历史，作为一代代不断承继的历史资源，作为一个民族记忆的形成，有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隐在客观历史与写的历史之间的“历史叙述者”--史学工 作者的工作，对于社会历史意识、历史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地位。
    二、唯物史观是唯一正确的历史观也是指导社会生活的人生观、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的 理论基础。
    “真理是时间的产儿，不是权威的产儿”。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问世， 是历史哲学史上的巨大飞跃、巨大贡献。唯物史观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人类社 会和人类社会史上，阐明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形成了指导史学工作的理论体系，使 史学成为科学。同时，唯物史观作为唯一正确的历史观，也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锐利思想武器和方法论；是形成正确人生观的理论基础，所以李大钊说：“故历史观 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李大钊：《 史观》）
    唯物史观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及方法论的价值，是因为：（一）唯 物史观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指明了正确途径；（二）唯物史观 在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理论。实践证明，坚 持唯物史观，是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前提。
    唯物史观对于正确人生观形成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指出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客观 过程，为形成一个积极的、奋发向上的、为美好明天而积极奋斗的人生目标提供了理论 基础；（二）强调历史是人民所创造，“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 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还是如此”（李大钊：《现代 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于是人们在历史中发现自我，增加了自觉。
    三、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撰述阐扬唯物史观是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面对21世纪，以及随着新局面而来的新挑战，高扬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旗帜，是我们取 得胜利的重要保障。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刻地体现了唯物 史观的精髓，对于发展新时期的各项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性 质，决定了史学工作者在社会普遍历史观的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按照“三个代表 ”思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撰述来阐扬唯物史观，建立积极健康的、富有生命力的思想 文化传统和民族的历史记忆，塑造新的国民精神，是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 义务。李大钊说：“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 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李大钊：《史学思想史讲义》）今日的史学工作者 应以此自励自勉，在工作中高举唯物主义历史观旗帜，发展我们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 的崇高事业。
    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的评价与唯物史观的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其泰
    一、关于“十七年”历史研究的基本估价，学术界实际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十七年历史研究虽然走过了曲折道路，但是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十七年的史学完全服务于政治，它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体系” 所笼罩，故无学术独立性可言，甚至将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十年中“四人帮”疯狂践 踏、摧残历史科学、蓄意制造混乱、颠倒黑白扯到一起，认为建国后三十年的史学应划 作一个历史阶段。如果后一种观点确有道理，那么，十七年中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唯物 史观基本观点也就早已过时或应宣布为非科学的，当前史学应当彻底地改辙更张的看法 ，似乎也就有道理了。可见，对十七年史学的方向如何正确评价，实则是直接关系到怎 样认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和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及其在 新世纪史学中的作用这样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二、建国初期史学界出现了健康积极向上的学术风气，广大史学工作者热情地、自觉 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谭其骧先生对此曾有过很好的概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指名道姓的 批评文章，大家都认为很正常，被批评者认为是帮助自己克服缺点的“药石良言”。19 53年，筹办《历史研究》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即鉴于史 学界对一些重要问题存在有不同见解，需要讨论，故会议上传达中央的指示：“要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以及考虑由陈寅恪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和 聘顾颉刚到所工作等问题。这一时期，人民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吴晗、刘节、蒙文通等 学者一批基本上属于考证性的专著，这对于只熟悉考证方法的学者是很大的鼓舞。《替 曹操翻案》一文发表后迅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仅一年时间内各种报刊共发表百余篇 文章。史学界开展的关于古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近代史分期等等问题的讨论，各方 讨论十分热烈，持续时间甚长。热烈争鸣的局面，即是上述提倡不同学术见解自由讨论 的继续和发展。
    三、十七年中一批具有卓识的学者运用唯物史观有两点很自觉的认识：（一）认真做到 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二）研究中国历史的规律和特点，为丰富唯物史观理 论宝库作出贡献。在这一正确方向指导下，历史研究取得巨大的成绩。通史研究难度最 大，十七年中恰恰在通史领域成就卓著，出版了多部通史或已陆续写出初稿，其中范文 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影响最大。断代史和专史 领域也产生出一批优秀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