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我讲个轶事。他这人跟人家特别好，但对当官的就不一样。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加拿大的华人社团成立了一个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是在多伦多的华人组织的。成立时由一个加拿大的前任总督发请帖，请加拿大的文博界名流，我们一些留学生也去了。基金会还发函请了我们的国家文物局领导。当时举行了酒会。文物局一位领导来得很晚，总督都在讲话了，他才姗姗而来。总督谈完以后开始交换礼品。那位局领导说我带来一个礼物，送给基金会。是个马家窑的陶罐子，从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挑出来的很好的一件。回赠的礼品是印第安人酋长的权杖，是复制品。当时加拿大一些搞考古的人也有议论，觉得这个礼送得太重了，我们这个是复制的，你们怎么送真的呀？说你们这个有四五千年，我们这个只有一个星期，分量太不平衡了。我觉得实在过分了。后来我给贾先生写信讲了这件事，他当时没给我回信。我回国以后他才告诉我：“你上次那封信，我给他个下马威。”怎么回事情呢？一位中央领导请了考古界四个老先生，有贾老，征询他们对中国学术界的看法。贾先生告诉我开始不要那位局领导出席，但他硬挤进来了。他说：“我看见他就气不从一处来，这个家伙专门要摆谱，你摆谱我才不理你呢！我最讨厌摆谱的人了。我把你那封信直接递给他，他一看，汗都下来了，脸通红，不吱声了。”贾先生指着他叫他马上念出来。
    石金鸣也是贾老的入室弟子，现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原本也接受了邀请，但要去看望另一位生病的老师，又忙着赶回太原，临时告了假，我只好打电话追到太原，对他进行采访。谈起贾老，石金鸣也是滔滔不绝。
    老先生非常勤奋，特别心细。历年来的发掘记录，学术会议，哪天做了什么，哪天到了哪儿，所有的细节，回来都要做详细的记录：连开会时到哪儿参观、看戏，票都留着，附在记录里头。几十年前考古发掘的旧照片，都写着年月日，上午下午照的。
    我当年读研究生的课题是泥河湾板井子遗址的发掘，需要把石器标本做分类。我分好以后想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又请贾老替我分一下。他分完了，用小楷写成小纸条，每件标本下压一个小条，特别仔细。还对我说：“当你很快就能分出来的时候，可能刚刚入门：等你觉得分起来有难度了，这就说明有长进了。”他本人的学习过程比我们难多了，他没上过大学，当时在中国又没有这方面的老师，也没有教科书，全靠自己。中国的旧石器跟欧洲不一样，欧洲的发展脉络很清晰，而中国的，从100万年前到3万年前，几乎变化不大。我曾经跟贾老讨论，我说中国的石器好像比较乱，看不出脉络，似乎文化停滞了一样。贾老不同意，他说：“这也许跟中国古代哲学一样，你还不能悟出它的真谛。”我毕业以后他给我留了一个课题，让我选择华北地区一处有确切纪年的遗址，通过石器工具技术作断代。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把石器能像后代的陶器、瓷器那样分型分式，把石器分成能代表文化的典型器。这题目太大了，我说我可能做不了，对不起您。
    对别人，他是有求必应，不仅是刚入门的，连小学生的信都亲笔回，云南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女孩给他写信，他就是亲笔回的。往往是写两份，自己存一份，字写得小小的，特别认真。几十年如一日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2001年7月8日11时44份，93岁的贾兰坡走完了他的一生。17日上午，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门前聚集了上千人。地质界元老刘东生院士来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年逾八旬的宿白先生、邹衡先生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90高龄的启功先生来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老教授金维诺、汤池先生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来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北京及各省的多家文物考古机构、大学的领导和数不清的老老少少的学者纷纷赶来，看老人最后一眼，为他送行。老人的学生们更是齐聚北京，为老师最后再尽尽孝心。签到簿很快就写了满满的六大本。仪式结束时，一位刚刚从美国赶回的学生，从机场直奔八宝山，听说老师已经被送到后面的火化间，拚命冲进去，与恩师做最后的告别……
    贾老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通过媒体宣布：贾老的骨灰，将分葬在他的家乡河北省玉田县和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除了叶落归根，回到他生命的起点，他还将永远守护在“北京人”的家园，在那里，他为自己选好了墓地。他曾经这样说：“我是从周口店起家的，我的命运、事业与周口店紧紧连在一起，没有周口店，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们的祖先北京人在周口店点燃了人类文明的火种。这段历史的发现者和复原者贾兰坡先生，在这里，在他辉煌事业的起点，为自己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