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刚刚过去，此时，我们有一些想法要和读者朋友说说。这一则是为了检讨我们 的工作，二则也是为了同读者朋友交换看法，沟通思想，在新的一年里把《历史学》办 得更好。
    在过去的一年里，《历史学》转载了两组笔谈和一组系列文章，它们是：《20世纪中 国史学：评价尺度与评价标准》[1]、《中国古代统一问题研究》[2]和《重读史学名篇 ，汲取历史启悟》[3]。近年来，笔谈和系列文章的形式，屡屡见于报刊，表明它们受 到编者和读者的重视和欢迎，也反映出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者结合的新趋势。我们以为 ，它们之所以受到重视和欢迎，是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笔谈和系列文章就一个大的主 题发表议论和见解，比较容易把问题说的全面和透彻；二是从笔谈和系列文章中人们也 比较容易感受到不同的作者在论述同一问题时的不同的视角和风格，读来可以获得更多 的启示。本刊转载的上述三组笔谈和文章，或多或少反映了这方面的特点。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2004年《历史学》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如朱 维铮的《史学史三题》[4]一文就撰写中国史学史文本的结构，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认 为史学史的结构“可以析作交叉重叠的三个系统”，“第一个系统便是历史编纂学史” ，“第二个系统当为历史观念史”，“第三个系统就是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瞿林 东的《略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5]一文，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有四个方面的 特点：“多种存在形式”、“深入探索的连续性”、“未尝离事而言理”和“名著名篇 的魅力”。杜维运的《集体写史的方法论》[6]一文认为由个人写史到集体写史是中外 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趋势，集体写史应采个人写史之长，同时又应有能够领导全局的史 学家。陈其泰的《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功过得失略论》一文[7]，其所论可与杜文互相发 明。杜、陈二文都联系到当前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显示了作者的现实感。刘泽华 、张分田《开展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互动研究》一文[8]，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上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见解。齐世荣的《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历史考察》 一文[9]，从世界史范围总结出来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值得人们反复思考，等等。有 新意的论文颇多，不一一枚举。
    近年来有些问题为史学界所关注，如关于学科建设问题，李文海的《打破学科分割， 促进学科交叉--对历史学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10]，张研的《对中国史研究若干认 识误区的思考》[11]和姜胜利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12]等文，从 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学科建设中应当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又如，环境史研究已为中国 学者所重视，侯文蕙的《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一文[13]、包茂宏的《解 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一文 [14]，一为专论，一为书评，约略反映了这方面的状况。再如，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家编 纂中国通史的工作及其成就，日益为研究者所关注，王家范的《中国通史编撰百年回顾 》一文[15]、黄静的《1931-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一文[16]，对此作了不同程度的 探讨。还有，李振宏的《近五年来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热点问题述评》一文[17]，就二十 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与总结、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等问题的讨论作了梳理。
    后现代思潮日渐受到学界的关注，陈启能的《“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18]、王晴 佳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19]和陈新的《实验史学：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 域的诉求》[20]等文讨论了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影响，以及史学家所应持有的见解。
    以上是我们对2004年《历史学》整体面貌之特点的一个简括的勾勒，《历史学》所常 设的一些栏目也还有各自的特点，略述如下：
    一、关于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1、历史理论
    本年度的历史理论研究文章很多，对国家统一问题的研究在众多的文章中略显突出： 对于中国古代统一的历史条件、实现途径和历史意义，程有为等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 国内学术界对于元代以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国家统一既 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1]齐鹏飞认为：关于现实的 “国家统一”问题研究，必须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清理和总结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国家 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从中汲取积极的思想营养。[22]
    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也是本年度的一个热点：苏凤捷谈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所表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主要得之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当代资本 主义的重大发展变化，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空间。[23]对历史发展的“ 合力论”，蒋大椿认为不能成立，他提出，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创造和改 变了实际历史进程。[24]陶清撰文同蒋大椿讨论了关于唯物史观的问题，提出：究竟应 当以怎样的历史观指导我们的研究？[25]本刊将两篇文章全文转载，以促进学术讨论。
    关于历史观的问题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蒋重跃认为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历史正统观 ，其主要目的是为王朝更替提供合法依据。[26]张分田认为中国古代帝王观念是一个完 整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的基本导向是尊君，同时还包含了丰富的规范、制约君权 的思想。[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