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和执行各种典章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保持统治、干预社会生活的重要政治手段 ，贯穿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多数典章制度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同 时，典章制度又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 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如何研究政治史》，三联书店2001年版）。因此，制度史 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记述与评说中国古代制度的兴废利弊，历来 为官私史家所瞩目，如二十四史中的“志”和“书”、“三通”以至“十通”，都属明 显证明。至20世纪，制度史研究仍久兴不衰，佳作纷呈，如在唐代制度史方面，有关土 地制度、赋役制度、财政制度、职官制度、科举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 、礼仪制度等的论著素称繁富。不过，其选题的视角、研究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多少， 长短互见，仍有待细加评说。
    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勋成先生著《唐代铨选与文学》（以下简称《铨选》）一书， 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资助课题的最终成果。该书分绪论、九章、 参考及引用书目三个部分，九章的论题次第为：关试与春关，及第举子守选，考课，六 品以下官员守选，铨选，册授及其他，制举，科目选，选举制及铨选与文学的关系。傅 璇琮先生为之作序。读罢全书，我觉得不仅该书完稿梓行于世纪交替之间，在时间上具 有某种寓义，而且它的视角和方法对于我们思考古代制度史研究在21世纪如何继承与创 新颇有启发。
    一
    我觉得，《铨选》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较好地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正如 作者在《绪论》所言明的，他之所以萌发研究唐代铨选与文学的关系，是受傅璇琮先生 《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的研究思路的直接启示。不过，从研究 方法来看，《铨选》对傅著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序言 》对自己尝试运用的新研究方法作了如下说明：“这种方法，就是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 的相互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察 ，来研究唐代士人（也就是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 力重视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和前资。”对此 ，傅先生在为《铨选》作序时再次作出概括：“我于八十年代前期撰写《唐代科举与文 学》，旨在以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 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进一步考察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文化环境中进行，以及它们 在整个社会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铨选》无疑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 研究思路。不过，作者将研究视角作了转换，其研究科举制度，不像已有的众多论著， 将视点或置于举子参加考试前的活动，或置于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等，或置于及第 后的仕途发展等，而是将视点转移到及第举子“守选”这一科举与入仕的过渡环节上； 其研究职官制度，也是将视点转移到六品以下官员考课后与升迁改转前的中间环节即守 选上。对《铨选》视角转换之所见，傅璇琮先生的《序言》有这样一段简洁的说明：“ 唐代士子科举及第后还不能作官，得先由礼部把他介绍给吏部，使他们取得出身，成为 吏部的选人，这就是关试。通过试判两节，成为吏部的选人，还要守选，一般得要几年 ，它是唐代为解决选人多而员阙少这一社会矛盾所立的制度。及第举子守选期满就可以 参加吏部的冬集铨选。但他们并不是吏部铨选的主要对象，吏部铨选还有庞大的队伍， 这就是数以万计的六品以下称为旨授的官员。这些官员，每一任即四考或三考满后，就 得停官罢秩而守选，作为吏部的常选人，他们一到守选期满，便赴吏部参加冬集铨选… …”《铨选》围绕守选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其他方面展开论述，取得重大创获。另外，傅 著基于一定的考虑，“决定采取描述的方式，而不是主要采取考证或论述的方式”。而 《铨选》则更注重史事的钩沉索隐、辨误纠谬，于史实的考订和解释多有新见。这就使 得《唐代铨选与文学》和《唐代科举与文学》作为类似的选题而呈现不同的学术风格。 如果将傅著视为“纯粹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见傅璇琮著《唐诗论学丛 稿》的罗宗强之序），强调其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的话，则我以为《铨选》更多的是运用 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并且是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视角转换的一个成功的新范例。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至今在古代制度史研究中仍是 应该继承发扬的旨趣。《铨选》注重史实考订，并对史事阐释提出诸多新见，究其原因 ，固然在于作者具有相当扎实的文献学功底，读书细致，善于校勘。例如，作者对《新 唐书·选举志》、《旧唐书·职官志》关于关试后及第举子的等第划分及相应授予的散 官品阶的记载所作的订正（第19-20页），对今本《通典》关于明经及第和进士及第的等 级划分的记载是否有误所作的版本校勘和他证（第19-27页），对进士及第者的守选年限 为三年的考证（第52-55页），对六品以下官员守选年限的推论（第125-130页），等等。 不过，我更为赞赏的是作者得益于转换视角而收到的豁然开朗之效。换言之，由于作者 审视的是唐代选举制度研究中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及第举子和六品以下官员任满以后通 常都要“守选”这一项制度，首次对“守选”制度的对象、程序、作用和社会影响作出 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因此才可能对诸多史料作出订正或新的诠释。例如，关于“关试” 与“释褐”的真实含义，作者揭示“关试”只是“礼部把新及第的举子移交给吏部，再 由吏部以考试方法接纳这些举子为选人的一种形式”，及第举子通常要守选，从而顺理 成章地说明唐代及第举子“关试后脱去的只是麻衣，并未换上官服”（第9页）。书中在 对举子穿麻衣或脱麻衣的场合及其寓义作了清晰描述之后，以之为据辨正皮日休的生平 、阐释唐代诗文中“乞旧衣”习俗的文化蕴含（第14-16页）自然有理有据。书中根据所 得出的“唐代举子及第后必守选”这一基本结论，辨正乔潭进士及第的时间非天宝十三 载、刘晏被授秘书省正字一职不在七岁时等，纠正不少史籍有关记载的错误或含混。书 中针对以往关于“前进士”、“前明经”含义的争议，指出：“前进士、前明经究其实 只是及第举子在守选期间的专称。一旦释褐授官，就再也不能称作前进士、前明经了” （第73页，并参见第34-38页）。而后复据以辨正两《唐书·李绅传》记述李绅进士及第 后即释褐国子助教之误（第76-78页）。书中根据对铨选程序及时限的研究结果，辨正《 五代会要》卷二二所载后周显德五年闰七月吏部南曹状文中“新起请十月一日，锁曹磨 勘”一句脱“一”字，应为“十一月一日”（第153页），辨析《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三铨三唱，仍过门下省审，自春至夏，其事乃毕”一句的时限有误。辨正《新唐书·元 结传》、《登科记考》等有关元结制举登科的记载之误（第264-265页），等等。在我看 来，《铨选》此类因视角转换所得出的考证新见，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的“移步换形”文学手法实为异曲同工，再次印证在古代制度史研究中视角转换对 于创新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