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评论视角转换的得与失，我以为《铨选》的视野仍有可拓宽之处。
    当代史学家研究古代制度史，必须更加自觉地追求这样一种境界，即以联系的发展的 眼光，深入揭示典章制度变迁的原因、过程和社会影响。钱穆先生曾通俗地解释说：“ 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 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 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 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 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 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 如何研究政治史》）就动态研究的要求而言，《铨选》对唐代铨选制度从横切面加以剖 析较多，廓清不少问题，但从纵向即动态的角度所作的观察不足，特别是对中晚唐铨选 制度发生的一些变化，尚欠明晰的分析或概括，读后给人印象不深。这当然是囿于中晚 唐的相关资料较少、脉络不清（书中试图引用一些五代的资料说明唐制的变化，但五代 的有关资料其时间性跳跃较大，且不少是孤证），这是有志于研究晚唐五代选举制度变 动者都面临的共同的资料障碍，《铨选》于此难有突破，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有些问 题的遗漏，恐怕与作者的研究思路和视野尚可拓展有关。例如，“减选”的出现，书中 摘引的都属唐后期五代的事例（第132-136页），笔者所见也几乎都是唐后期和五代的， 而且多数与鼓励地方官员加强履行财政经济管理职能有关。我觉得，这种现象不仅证明 铨选制度在唐前期和唐后期的确存在不少变化，而且是否暗示唐后期“减选”措施更多 地被采用，可能与唐后期财政管理体制演变以及中央财政状况有关？再如，及第举子在 “守选”期间政府给予的待遇在唐前后期是否有变化，也是一个《铨选》未涉及的问题 。事实上，正如韩国磐先生在《科举制和衣冠户》（《厦门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所 率先引用并分析的，今人在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中方首见的“衣冠户”一词，乃 特指“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全唐文》卷七六），他们可合法地享受政府给予的一 定范围的免役或免税优待。这种在唐后期才形成的包括“守选”的“前进士”在内的“ 衣冠户”，作为特定的社会阶层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加剧赋役不均矛盾产生较 大影响。这从“守选”制度在唐前后期变化的角度来看，应该也是一个较重要的问题。
    《铨选》对影响唐朝制度实施状况的各种政治力量以及时局特点的论述也欠全面。书 中列有“吏部选官善恶评”一题（第219-228页），旨在揭示吏治对铨选制度的影响，这 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条文规定与实施状况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不过，中 国古代实行的是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除了吏治，皇权对典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的 影响相当大，特别像法律制度、铨选制度之类。例如，宋人钱易在《南部新书》卷九指 出：“贞元中仕进道塞，奏请难行，东省数月闭门，南台惟一御史。令狐楚为桂府白身 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两河竞辟才，抱器之士往往归之，用为谋主，日 以恣横。元和以来，始进用有序。”他所指出的德宗贞元年间铨选制度不能正常运行的 现象，很值得分析。比较直观地看，旧史已经指出，这是德宗皇帝出于猜忌心理而对铨 选横加干预、大权独揽的后果。时相陆贽在《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指出：“国朝 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则并旨授。制敕所命者，盖宰相商议奏可 而除拜之也。旨授者，盖吏部铨材署职，然后上言，诏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者也。 ”（《陆宣公集》卷一七）这说明唐朝各品官员的铨选注拟权限，在皇帝、宰相和吏部三 者之间有着制度性的划分。然而德宗采取的却是“鉴赏独任于圣听，搜择颇难于公议” 的办法。对德宗干预吏部考课与铨注的具体情况，陆贽在《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 序状》也有论及（《陆宣公集》卷二一）。及至陆贽被贬，德宗对铨选的干预更是变本加 厉，《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二年十一月记事云：“上自陆贽贬官，尤不任宰相， 自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皆自选用，中书行文书而已。”如果再进一步思考，德宗对官 员的猜忌心态加剧，独揽铨注大权，不仅与他个人的政治素质和性格有关，当也与他对 叛藩作战接连失败、经历“泾原兵变”之祸以及朝廷朋党之争等有关。也就是说，唐朝 皇权干预铨选也带有时局的特点。再如，宦官干政或专权也是唐后期的时局特点之一。 宦官势力对唐后期铨选制度的实施状况也必然有不小的影响。如贞元年间宦官窦文场、 霍仙鸣控制神策军，“势倾中外，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矣”（ 《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二年六月记事）。可见铨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实施 状况要受多种政治势力的影响，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和角度去加以研究。
    当然，一部著作的内容可以根据它的主题选择侧重点，我想强调的主要是，如果能更 加注意用联系的变动的眼光审视中国古代制度史，就可能把制度史写得更丰满鲜活。
    三
    谈视角转换，当然是与已有的视角比较而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产生于“ 山穷水复疑无路”之后。《铨选》转换视角的创获，无疑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雄厚学术 基础之上。不难看出，《铨选》所论及的不少问题，如第三章《考课》，第七章《制举 》、第八章《科目选》等，今人都取得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以科目选为例，关于博学宏 词科、书判拔萃科设置时间，平判入等是否属于科目选，科目选的性质等问题研究，远 的且不说，国外学者的成果也且不论，仅20世纪90年代的，就有刘海峰先生的《唐代教 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吴宗国先生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高明士先生的《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版）等著作行世，提出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如吴宗国先生就认为“平判入等”不能称 为科目选（参见吴著第97页）。当然，对这些问题，《铨选》也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不 少见解或新的论证，并非简单的撮述归纳。但是，《铨选》附录的“参考及引用书目” ，与主题直接有关的今人论著，仅列举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傅璇琮先 生《唐代科学与文学》两种，而未能列举更多的今人有关论著，这既未能较全面地反映 学术史的发展过程，也不便于读者更好地判断作者的继承和创新之处，今后有机会的话 宜对“参考及引用书目”加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