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实施了单独的军事占领，为了彻底铲除法西斯军国主义，消除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成功与否，如何评价，国内外已有诸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前述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心理层面的分析，而这种心理层面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一直是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整体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是1948年美国对日政策目标发生战略转向后，“攻心为上”成为美国争取日本成为亚洲积极盟友的主要策略。相应地，美国对日心理战略也发生根本转变，由清除日本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公开民主改造计划，转向以清除日本亲共产主义势力、向西方再定位为目标的更为隐蔽的心理战略计划。因其隐蔽性和极高的政治敏感性，有关美国对日心理战略的档案文件于近年才得以解密。本文试图在综合利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揭示美国政府在战后初期制定对日心理战略计划的理论基础、指导原则、详细内容和实施效果，借以解读美国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实质。
    一
    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对日本实施的一系列民主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日本国民的意识形态改造运动，或称“重塑”日本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意识形态改造的主要目标是把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从日本人的头脑中清除，以利于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政策，防止日本再度成为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敌手。值得注意的是，杜鲁门政府在实施对日心理改造运动中，不仅明确意识到“心理战术”是促使日本民主化、亲西方的重要手段，还意识到这种心理改造必须“利用代表美国利益的日本人对日本人实施”；必须“利用各种传播媒介”，“使青年人得到西方式的学校教育”；必须“以适当的方式来介绍和输入西方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和信息”，也即，要以间接宣传而非直接灌输的方式进行（注：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意识形态改造过程中应用心理策略的分析，详见拙作“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人的意识形态改造”，《日本学论坛》，1996年，第3期。）。
    1948年以后，随着冷战形势的加剧和中国解放战争局势的变化，美国开始认真考虑对日政策方针：是继续把日本作为亚太地区潜在的危险敌人，还是把日本改造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最可靠的盟友，成为美国最高决策机构需要重新定位的关键问题。早在1947年8月，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JR.戴维斯在写给乔治·凯南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美国政府应将“日本纳入太平洋经济体系，对美国友好，一旦需要时可以随时成为美国的可靠盟友”[1]（PP485-486）。这一想法与凯南不谋而和，他马上把戴维斯的备忘录附上自己的赞同和建议，8月12日上报国务院后，立刻得到国务院同意，并由凯南领导下的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美国对日政策的看法。在1947年10月14日的PPS10文件和1948年3月21日的PPS28号文件中，凯南就对日和约、美国对日新政策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得到美国政府高层的首肯。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新对日政策NSC13号文件系列的蓝本。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美国对日本人的意识形态改造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前那种仅针对日本国民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思想和对美国仇恨心理的惟一目标变得多元性和多任务性。冷战的加剧和亚洲民族国家二战后独立运动高涨的影响使日本国民产生了多样化的政治倾向。日本国内反战和平主义思想兴起，共产主义思想和日本共产党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美国认识到了要想在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下，在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一团糟的情况下，使日本国民真正在思想上对美国友善和亲西方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此，在PPS28号文件和NSC13/2、NSC13/3号文件中，美国政府都把对日本国民的信息传播和教育列为单独的任务来执行。在PPS28号文件中，凯南提出要放宽对日本出版物的新闻检查制度，并建议盟军最高司令部应鼓励美国版权的文学作品翻译后尽快进入日本，建议美国军方使用在冲绳岛的电台开设对日本的中波和长波日本语广播节目。同时还要大力加强美国与日本之间学者、教师、文学家、科学家与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注：FRUS1948,vol.6,pp.691-696.在NSC13/2、NSC 13/3号文件中，这段文字未作任何改动。）。应该说，这是美国政府在对日本政策转变过程中，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要进一步对日本国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的目标和任务。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在准备对日和约，特别是是否要尽快结束对日军事占领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这也影响到美国对日本国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计划的进行和实施。1949年6月15日，美国国防部长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美国战略安全利益需要日本”的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这一报告作为NSC49号文件下发。该报告认为在日本的民主和西方观念尚未形成，全球特别是远东形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缔结和约是不成熟的[2]（P776-777）。但报告也提出如果要在不久的将来进行缔约谈判，为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致遭到威胁，必须包括四个“保证条款”，第一条就是“必须事先确认日本的经济、心理和政治稳定，确认日本国民已树立了民主化和西方观念”[2]（P776-777）。
    而国务院却认为，要想真正使日本融入西方，就必须尽早结束美国的军事占领，并大力加强美国与日本的盟友关系。1949年9月3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对NSC49号文件的评论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以NSC49/1号文件下发征求意见。评论报告的第一点就指出，国务院和国防部在“要使日本拒绝倒向苏联而继续保持融入西方阵营”这个基本目标是一致的。但问题是：实现这个目标不能仅仅靠美国的军事能力和美国单方面的意愿，而是要取决于日本人民的态度。国务院认为，“使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认同一个外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政治和心理状态，这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与这个国家与其有认同感的外国之间关系自然和本性融合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既不能欺骗，也不能够迫使任何国家的人民，包括日本人民融入西方体系；而只能尽最大可能去鼓励日本人民，并在与日本交往的过程中，对日本保持尊重，在可能的情况下，持有一种带有善意的尊重。”[3]（PD00143,P1-3）（注：DNSA被誉为“除美国政府之外，当代国家安全解密信息的最大收集库”。其特点是将文件分类收集，现已有22个专题的完整收藏，包括从杜鲁门政府到克林顿政府几乎所有已经解密的总统指令文件数十万份。）
    国务院在报告中还强调说：日本继续融入西方阵营这是我们乐观的目标。但事实上，日本的未来走向可能会有多种情况发生；亲西方的、亲苏联的，极端右翼和中立倾向都有可能，而日本的历史，以及目前的种种困难摆在这个国家前面，使国务院对日本继续融入西方阵营的乐观持怀疑态度。因此，国务院认为：日本目前国内的安全要比日本迅速获得军事防卫能力要重要得多。日前亚洲大陆的混乱局面更增强了日本对我们的重要性[3]（PD00143,PP1-3）。
    1950年初，杜鲁门政府的全球心理冷战计划也已渐趋成型，2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詹姆斯·莱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有关美国对外信息宣传和心理战略的备忘录（NSC59）。3月12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由国防部长修改过的报告（NSC59/1），并指示相关职能部门在国务卿的协调下付诸实施[4]（P305）。文件明确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与苏联集团的宣传心理战的目标。同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缔约谈判也在加紧进行，为了确保日本能在结束军事占领后继续融入西方阵营，并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美国这个全球心理战略计划也把日本作为主要目标之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杜鲁门政府更加紧张，认为这是苏联集团在全球发动进攻的前兆，故除在全球加强军事部署外，还更加紧了对苏联集团的心理战计划准备。1950年9月21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1号文件中，美国规定了未来5年（1951-1955），包括富布赖特学者交换项目在内的总数为7.55亿美元的信息宣传计划，共对全球93个国家实施，文件规定对日本的心理项目计划由陆军部负责[3]（PD00178）。
    1951年4月4日，杜鲁门批准成立了国家心理战略委员会，并规定该委员会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内。正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的心理战略行动计划。1951年4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莱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美国对亚洲的目标、政策和行动方针”的政策文件草案（NSC48/3），在这份文件中首先提出了要“建立适当的心理战略项目使未来的日本融入自由世界而远离共产主义”（注：NSC48/3,April 26,1951,PD00139,DNSA.1951年5月3日，在该草案的修改稿中，上述文字未做改动，1957年5月17日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NSC48/5，也使用上述文字。）的行动目标。1951年5月17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经修改后的NSC48/4号文件，作为NSC48/5号文件下发，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协调下执行。由于前美国对日政策的NSC13号文件系列已因NSC48/5号文件下发而宣告作废，因此，NSC48/5号文件有关日本的政策部分成为下一个时期指导美国对日政策的惟一政策执行文件[5]（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