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学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从学术史角度深化思想史研究，这是近年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种新思路。① 这一研究思路不仅注重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关联与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于是，过去一些主要属于学术史范围而不被思想史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便重现出思想史的价值，老庄学研究即是如此。老庄学是历代学者对《老子》、《庄子》进行诠释和发挥而形成的一门学问，它涉及史学、哲学、宗教学、文学等各大学科，可视为道家学术史之类。但老庄学又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史的知识，同时也当属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它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新的视角、新的内容。可以说，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互动研究中，老庄学具有典型性，对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论析。
    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庄子”
    由于老子之道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多义性和模糊性，这就为诠释者留下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都可以对《老子》进行主旨不同的解释。如唐代的赵志坚云：“以文属身，节解之意也；飞炼上药，丹经之祖也；远说虚无，王弼之类也；以事明理，孙登之辈也；存诸法象，阴阳之流也；安存戒亡，韩非之喻也；溺心灭质，严遵之博也；加文取悟，儒学之宗也。”② 韩非、严遵、王弼、孙登等等诸家之解《老》，都有不同的宗旨。对于老学的这一特点，唐末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则总结得更加具体全面：“道德尊经，包含众义，指归意趣，随有君宗。河上公、严君平皆明理国之道，松灵仙人、魏代孙登、梁朝陶隐居、南齐顾欢皆明理身之道，苻坚时罗什、后赵图澄、梁武帝、梁道士窦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静、陈朝道士诸糅、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赜、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钟会、杜元凯、王辅嗣、张嗣、羊祐、卢氏、刘仁会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诸家禀学立宗不同，严君平以虚玄为宗，顾欢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臧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孙登以重玄为宗。”③ 杜光庭指出，《老子》书内涵丰富，所以注释时可以有各种角度，或明理国之道，或明理身之道，或明事理因果之道，或明重玄之道，其“指归意趣，随有君宗”，注家可以从《老子》中解读出不同的宗趣，阐发出不同的新义。相对于赵志坚、杜光庭两人来说，宋元之际杜道坚的总结又进了一步。他说：“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④ 杜道坚不仅注意到不同学者解《老》的旨趣不同，还注意到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对老学发展的重要影响。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每一个注释研究者也有其各自所理解的“老子”，这是杜道坚对老学发展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从汉“老子”到唐宋“老子”，再到明清“老子”、近现代“老子”、当代“老子”，老学发展长盛不衰，充满了学术活力。
    庄学的发展与老学类似，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庄子”，每个时代的学者可以根据政治、道德、思想领域的时代变化，不断地对《庄子》作出新的解释。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玄风激荡，名士风流，《庄子》成为“三玄”之一，读《庄》成风，注《庄》成学，庄学得以勃兴。当时无论是玄学重要人物的思想和学说，或者玄学的一些主要论题，往往通过注解《庄子》而得以阐发。阮籍、向秀、郭象等人的庄学思想可为代表，特别是郭象《庄子注》，不仅裁定《庄子》为三十三篇，而且借注《庄》发挥他的玄学思想，既阐发了“独化于玄冥”的哲学本体论，亦论定“名教即自然”，玄学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佛学亦与《庄子》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无论其“格义”之法，还是般若学，都有借助《庄子》之处。《庄子》思想丰富了般若学，般若学也对庄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又如宋元时期，思想学术转换创新，理学繁衍，庄学研究继魏晋以后出现了另一个高峰。该时期庄学作品的形式多种多样，思想内容丰富多彩，研究方法不拘一格。学者们注重阐发《庄子》的义理，一方面注意庄子本身的主要思想，但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注者对庄子思想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如王雾以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解《庄》，陈景元将《庄子》与道教的炼养方法联系起来，林希逸援理入庄、庄禅并用，褚伯秀把“性命双修”思想与《庄子》会通，等等，充分显示出了宋元庄学多姿多彩的时代风貌。再如明清时期，学风丕变，学术逐渐实证化，庄学发展到一个总结性阶段。该时期庄学成果众多，其特点有四：其一，注意采用文学语言的言道方式；其二，注意辨析庄子思想的源流；其三，注重篇章真伪的考辨；其四，字义考证的兴起。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欲合老庄与释氏于一家；释性通《南华发覆》以道德二字概括庄子内外篇之大旨；方以智《药地炮庄》诠以佛理，借汪洋恣肆之谈，以自摅己意；王夫之作《庄子解》、《庄子通》，以为“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故就庄子思想“因而通之”，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思想学术体系，等等，明清庄学在总结中又有发展。⑤
    由上可以看出，老庄学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十分浩繁博大的学术系统，而且跟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老庄学研究的三个层面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老庄学进行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作注者对《老》、《庄》文本的领会与掌握情况；其二，作注者本人在诠释过程中所完成的理论建树及其思想特点；其三，老庄学的时代特色，即老庄学思想所折射出来的一定历史时期某些哲学思潮的特征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显然，老庄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第二、三个层面。
    以对《老子》哲学思想的解释为例，汉代的学者大都从宇宙生成的角度来理解老子的道论，到王弼注释《老子》时，则融进了新的时代精神，他通过本末体用等范畴的运用，开发出了以本体论为中心的玄学思想。如他注《老子》“反者道之动”章云：“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以无为本”成为了其哲学理论的中心内容。将老子之道本体化，这是王弼对老学的重大发展与贡献。
    到唐代时，老学研究者对《老子》本体论的探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便是重玄学的出现。重玄学是成玄英、李荣、杜光庭等一批道教学者在注释《老子》（也有《庄子》）时发展起来的，其建立和发展，是援佛入老，佛道相激的结果。不过，重玄之学之所以能够在唐代蓬勃发展，除了佛教对老学影响增加的原因以外，亦有解《老》学者自身的因素，即唐代的《老子》研究者们对王弼等人建立的玄学体系已感到不满，认为“魏晋英儒，滞玄通于有无之际”⑥，也就是说，魏晋清谈尚未穷尽《老子》一书的微言大旨，像王弼主张的“以无为本”和裴頠提倡的“贵有论”，或趋于虚无，或流于实在，都是各执一偏。“贵无”实质上就是“滞于无”，“崇有”实质上就是“滞无有”，也即是说，玄学本体论乃“滞于有无之际”，因而显得不够抽象和超越，还没有达到本体思维的最高层面。因此，重玄的旨趣，首先要破的就是玄学家的“双执”，既不滞于有，又不滞于无，亦不滞于非有非无。重玄之学，正是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方法，从而使本体论达到了更加抽象圆融的哲学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