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心性之学作为一个时代课题而为儒、道、释三家一起讨论。对理学来讲，心性之学是其最重要也最富特色的部分，而禅宗本来就以心性学说为看家本领，道教亦积极发展了自己的心性论。因此，此一时期的老学既受到道教的辐射，又得以禅宗的影响，再加上理学的刺激，其有关《老子》哲学思想的解释出现了新的突破，即唐代老学中出现的心性理论，在宋代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趋于成熟，心性学成为《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重心。以心性解《老》，是宋代以后老学发展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儒、道、释学者莫不为之。例如苏辙在《老子解》中提出了“道之大，复性而足”的观点，将“性”与老子之道等同起来；邵若愚的《道德真经直解》认为“心常无欲者，乃众妙之门”，《老子》之真谛在于教人“无心”、“无欲”；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则直接把老子之道解为“本心”，认为自然本心，合乎天道；白玉蟾的《道德宝章》更是将老子思想解释成了一套系统的道教心性超越理论，等等。心性理论的创发，充分反映了宋元老学发展的时代特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老学发展史上，王弼注释《老子》阐发玄学宗旨，建立起了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新体系，这是对《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第一次重要发展；唐代成玄英等人借《老》以明重玄之趣，丰富和发展了老学的内涵，这可以看作是对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第二次重要突破；而从唐代的重玄本体到宋元时期心性理论的演进，则可视为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第三次重要转变。而关于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这三次转变，实际上也是同样适用于庄学的。⑦
    上面的分析显示，我们对老庄学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注者的解释是否符合《老子》《庄子》书的原意，而在于注者的思想创新和时代特色。当然，对《老》《庄》的诠释，也并非可以如天马行空，随意发挥。王弼以“得意忘言”的方法注解《老子》，郭象以同样的方法注解《庄子》，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以及老庄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王弼的解《老》，郭象的解《庄》，都是以“辨名析理”为基础的，他们的解释，自有其学理和逻辑体系。因此，我们固然重视对《老子》《庄子》的创造性诠释，但不能忘了，任何创造性的诠释都不能离开《老》《庄》文本的基本规定以及道家哲学的基本精神，否则，就会出现任意曲解乃至歪曲《老》《庄》的不良倾向。
    三、思想史领域的新拓展
    既然老庄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注解者的理论建树，以及这种建树与时代的关系，那么，以老庄学为立足点的学术史梳理，必将为思想史研究领域增添新的内容。下面试举三例：
    1.道教老学与道教思想史
    道教老学指道教人士对本教最高经典《老子》的注解与发挥。蒙文通先生曾言：“以儒家言之，秦汉至于明清二千余年，学术之变亦多，派别亦复纷歧，然决未有一派之中曾无人注六经者，于注经之家即足见各注之宗旨，于《经义考》求之，一部经学史略具于是也。至于道教，何独不然，未有一派之中而无人注《道德经》者，于此考之，而道教思想之源流派别发展变化亦略具于是也。”⑧ 的确，历代道教人士莫不尊崇《老子》，故从其历代注解《老子》之作中，不仅可以发现作注者对《老子》原义的领会与把握情况，而且可以看出作注者本人的思想，进而考见一定历史时期道教思想义理的发展衍变。可以说，一部“道教老学史”，也就是一部“道教思想史”。
    自东汉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借《老子》五千文以弘道阐教，道教老学由此形成。早期道教对《老子》的诠释与发挥，在主旨上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是在《老子想尔注》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老子的神化，如《老子序诀》即是如此；其二则是突出以术解《老》，如《老子内解》、《老子节解》等。但两晋以后，随着佛教的发展，佛、道之间的冲突加剧，在彼此论争的过程中，道教义理不够深刻的缺陷逐渐显露出来。为了回应佛教的冲击，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道教人士开始加强理论方面的建设。这一点，首先在道教老学的发展过程中得以体现，其标志即是重玄学的产生与发展。重玄学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的孙登，他解《老》的旨趣便是“托重玄以寄宗”⑨。到南北朝时期，道教人士如陆修静、顾欢、孟景翼、孟智周、臧玄静、窦略、诸糅、宋文明、韦处玄等均有《老子》注问世，而他们大多数人的解《老》都是“以重玄为宗”。隋唐道教老学承续南北朝老学义理化的特点，并进一步展开，具体表现为重玄学的兴盛。重玄学对老子思想的创造性阐发，在道教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提升了道教哲学的境界。其二，为道教性命双修之先导。其三，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⑩ 宋元道教老学在隋唐道教老学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该时期高道辈出，诠释《老子》的水平很高，并形成了新的时代特色。除了儒道释思想的进一步相互融通以外，尚有两个方面十分突出：第一，对《老子》诠释的学理性进一步增强。道教人物解释《老子》，与一般人士不同，往往包含学理与宗教信仰或者说道与术的双重层面，这一点，宋元道教老学同样不例外，如吕知常、邓錡等即是代表。但是，比较而言，宋元时期的道教人物解《老》，往往更多注意其学理，注意对“道”的阐发，而不重神仙方术之说。这种重道轻术倾向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受当时重义理学风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道教人士自身对《老子》的认识以及道教教义的发展有关。第二，道教心性论的阐扬。前已指出，在老学发展史上，从唐代的重玄本体到宋元时期心性理论的探讨，可视为对《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第三次重要转变。宋元时期的道教老学，正是在心性论上大做文章，以心性解《老》，借《老子》而谈道教性命之学，是该时期道教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明清时期，道教老学进入总结阶段。这一时期的道教老学成就虽然总体上没有超越前代，但仍然表现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在某些方面颇具特色，如以丹道解《老》获得了新的突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显得更加强烈，等等。
    从上面简要的梳理可以看出，道教老学的发展，折射出道教思想文化演进的时代特征，从中不难了解到道教哲学的建构、道教教义的创新、道教与儒释的交融与碰撞等等丰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