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最终以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而落下了帷幕。当历史的幕帐徐徐落下的时候，绝大多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都在为他们的这一选择而欢欣鼓舞，只有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逐步昭然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的选择是如此的愚昧。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进行反思：为什么当时会把民国的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呢？对这一问题许多历史学家都曾作过解释，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愚以为，孙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阐释这一原因。
    一、客观原因第一，辛亥革命以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而此人非袁世凯莫属。
    武昌首义猝然发动，猝然成功，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不数月半壁江山易帜，革命形势发展如此蓬勃，如此喜人，但是蓬勃之下掩盖着混乱，欢喜之中浸透了忧虑。摆在国人眼前的景象是：“盗贼纵横，土匪充斥，失业之民，全国皆是，焚烧劫掠，盗窃淫戮，商民之家，被其害者日必数起。”（注：“评论”，1912年1月19日《申报》。）“言外患则日逼南满，俄涎蒙古也； 言内忧则会党充塞，匪盗如毛也。再观内部意见丛生，内讧可惧，四崩五裂，论之堪忧。呜呼！天欲祸吾国乎？”（注：1912年3月27日《民立报》。）在这样的环境下， 人们“每逢夜半，枪声四起，睡不安忱，惊惶起坐。”（注：《共和危言》，1912年3月28日《申报》。）社会动荡，列强环伺； 而革命尚未成功，清军尚在眼前。软弱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帮助他们稳定秩序，清除内乱，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谁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呢？环顾海内，似乎只有袁世凯才是最佳人选。因为袁世凯手握重兵，位高权重。他在当时可以说是革命军推翻满清的头号敌人，但在战场上从来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今天最强大的敌人，明天也许就是最有力的盟友。袁世凯有转变为革命军盟友的可能吗？应该说是有的。武昌起义之后，阶级力量发生急剧变化，清朝的反动统治迅速土崩瓦解，统治阶级内部迅速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始悟大势已去，决非一人所能挽回，虽表面强为支持，而其中已有转圜之意矣”（注：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1912年版，第4页。）。 于是对武昌起义由言剿改而言抚，由言抚进而言和，向革命党人进行和平试探，应该说，在当时来说，袁世凯有转变为革命军盟友的可能性。
    第二，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颇著，得到了资产阶级的信任和欢呼。
    1905年7月2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后第一个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政体：“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9月2日，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上奏：诸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已经延续千年的封建专制的人才基础--科举考试，竟然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寿终正寝。10月23日，袁世凯又有奏章呈递：请谕准大清国自造京张铁路，并保派侯选道詹天佑先行查勘。这是中国第一条自力更生建造的铁路。同时，在“新政”时他还曾编练新军，并运用这支武装力量，游刃于尖锐复杂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之间，并把势力渗透到朝野上下，成为中外推崇的“强人”。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不遗余力地推行“振兴实业”、“奖励工商”等政策，运用政权力量建立起以一批现代企业为主干的经济基础，并在地方自治、吏治、司法、警察、兵政、教育、路矿、财政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革新，客观上促成了直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洋洋大观的“北洋新政”得到了各地资产阶级的青睐。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与立宪派进一步建立了政治联盟，为宪政改革而痛切陈词于皇上，奔走策划于京津，竭力敦促清廷实行立宪改革，从而赢得资产阶级的喝采，称他为“伟哉”（注：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卷》卷4，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3页。）。
    1909年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使他在此后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二三年中，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受到清廷的猜疑，使得资产阶级产生袁世凯是清廷对立面的错觉。更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在狭隘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支配下，也把袁世凯视为“同种”与“异族”的清王朝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