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一日盛京将军都兴阿上奏折，表示不同意英翰裁撤直隶练军的建议，但同意其关于皖、东、豫留勇防守的意见。
    七月十四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上奏，反对英翰的建议，认为直隶勇营“余承恩、刘景芳、刘祺、刘策先、陈济清等所部勇丁，亦应选择归并，留镇要隘，经久饷项均须通盘覈计。”⑧
    七月二十三日左宗棠奏称：“直隶武备究不可荒”，“练军未宜尽撤”，“客军未宜久驻直隶”，“练军未经更定之先”，应由直隶提督刘铭传于淮军铭字营中精选六、七千人，“驻扎保定、河间之间，暂资镇压，俟练军有效，即将该军陆续裁撤。”⑨
    同日，李鸿章上奏对英翰裁撤直隶练军，留客勇驻防畿辅的建议表示异议，但同意其皖、东、豫留勇驻防的意见，并补充“苏之徐海”亦应留勇营驻防。
    七月二十五日山东巡抚丁宝桢奏称“臣拟……酌留七、八千人，驻武、东、曹、沂各属，藉资镇抚。”⑩
    九月初二河南巡抚李鹤年奏称“拟于嵩武、毅字两军内挑选归并，各留十营共计二十营，酌令宋庆驻扎归德府，张曜驻河南府，分资控扼，其余马步各起概行裁汰（11）。
    勇营留防问题的讨论历时两个多月，参加讨论的人，对在安徽、直隶、山东、河南、江苏等省一些要地留勇驻防均无异议，祗是直隶要不要留客勇驻防存在着分歧。十月十五日清廷发布上谕说：“军兴以来，用兵省分需饷较多，或由本省筹划，或由他省协济，头绪纷繁，章程不能划一，现在发捻各逆次第殄灭，而各省未裁之勇尚复不少，著各该督抚迅议章程，分别遣留，专案奏报。”（12）“迅议章程”和“分别遗留”表明清政府对各省留防勇营的认可。此后各省纷纷报告防勇情况。
    同年十月李鸿章奏报淮军裁余分扎直隶、山东、江苏、湖北各省要地。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贵州军务浙平，巡抚曾壁光、提督周达武奏称：“下游各军尚有二万七千数百名。苗疆甫定，营伍未复，非重兵不能镇抚……拟酌留精兵一万五千名，分扎沿途大路及紧要地方”，上游须留多少勇营驻防，他们未报告。后任巡抚黎培敬于光绪元年（1875年）奏称“总计通省留防营勇为数已二万五千有奇。”（13）其中包括楚军六千余人。
    伊犁条约签订后，新疆局势大定，陕甘总督谭锺麟、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奏报，关内酌留防勇三十旅，马队数起，分布要地。关外酌留湘、楚各军马步六十营旗，约计二万五千余人，分驻天山南北；此外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驻有张曜一军马步十四营，伊犁地区驻有金顺所部步马队不下四十营（14）。
    前述勇营留防省份，系太平军、捻军、苗民军、回民军活跃地区，此外还有一些省份，或为了支援邻省，或为了保卫地方，也编练了勇营，大规模农民起义失败之后也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勇营驻防要地。如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陕西、山西、广东、广西等省均有防勇。据初步统计全国约有三十万人，其中楚军约五万多人，湘军约三万七千多人，淮军约三万五千多人，几乎接近防勇总数之半。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侵略我国边疆及友邻国家，民族矛盾上升，防勇除了对内镇压人民反抗之外，同时承担了对外抵御侵略的任务。此时防勇发生两种变化：其一即某些防勇驻地发生变化。如同治十三年（1874年）淮军铭字营从陕西（1870年后从直隶前往陕西）移驻山东济宁，中法战争前后又移驻张秋、永平、大连等地。光绪六年（1880年）一部分淮军武毅营自湖北移驻直隶芦台，同年淮军庆字营从江苏移驻山东登州，后来又移驻朝鲜和奉天金州、旅顺。宋庆所部毅军于光绪六年自河南移驻金州，后转至旅顺。张曜所部嵩武军于光绪十年（1884年）自甘肃新疆喀什噶尔移驻山东。董福祥所部甘军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自新疆叶尔羌地区移驻畿辅；其二在一些边疆省分有增长的趋势。云南省在回民起义失败后，因正值清政府强调“易勇为兵”，巡抚岑毓英未留勇营驻防，至中法战争爆发，云南招募一批勇营，又从邻省调入一些勇营，合计增加了三万余人，战后岑毓英奏准留防一万六千余人，分守开化、马白关、南溪河口、南屏、新街等地（15）。广东防勇也有增加，冯子材率萃军督办钦廉一带防务（16），彭玉麟部湘军八营留驻省城（17）。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东北三省为了备边，依照淮军营制建立了防勇。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期间，清政府派吴大徵随同吉林将军铭安办理防务，随后又命喜昌帮办吉林防务。吴大徵从淮军中“商调熟悉洋操将弁三百名”（18），请北洋拨给洋枪炮，招募吉林旗丁民勇，编成防勇五千人，计巩卫绥安四军。喜昌续练五千人，组成“靖边军”，分守宁古塔、三姓、珲春等地。光绪十六年（1890年）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奏准仿照吉林靖边军的办法，建立“镇边军”十七营，除一营驻扎漠河金厂外，其余分扎东边、呼兰、绥化、巴彦、铁山包等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金州副都统寿长募勇练成“仁”字营马步十营，驻扎金州。盛京副都统荣和募勇练成“育”字营马步十营，驻扎奉天。同年兴京副都统灵熙招募“兴”字勇丁二营，驻扎兴京一带，盛京将军增祺奏报，“仁育两军照靖边、镇边各防军，酌定营制饷章。”（19）
    防勇不仅有对外的意图，而且有对外行动。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李鸿章派驻在江苏徐州的淮军武毅铭军十三营前往台湾备战，使日本“外怵公论，内慑兵威，乃渐贴然就款。”（20）中法战争中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等省的防勇均开赴前线，给予法国侵略军沉重的打击，举世闻名的镇南关大捷，便是各省防勇击败法军的一个突出战例。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国各省防勇特别是北洋、南洋防勇纷纷投入战争，由于他们长期驻扎各地已衰落，连遭失败，无战绩可言，惟有聂士成统率的芦防武毅淮军、仁字营淮军及盛字营淮军在守奉天摩天岭战役中给予日本侵略军以重创，粉碎了敌军到沈阳度岁的狂妄计划。
    晚清制兵形同虚设，防勇虽担当起维护清朝统治的主要任务，但它未能获得制兵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