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防勇不是“经制兵”，而是地方武装
    朱来常同志《淮军始末》一书中说：“湘淮军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之后，左宗棠等人上奏说：‘防营诚为劲旅，有事则兵不如勇’，建议把尚未取得国家正式军队资格的湘军、淮军，变为国家‘经制兵’，让湘、淮勇营屯驻直隶、江淮南北扼要之处。”显然朱来常同志是依据《清史稿》兵制三（21）。值得注意的是《清史稿》作者并没有把防勇当成“经制兵”，即或《清史稿》的作者认为防勇是“经制兵”，也是不对的。
    光绪年间所纂的《大清会典》中制兵无防勇一项，《大清会典》乃大清官书，其权威性是人所共知的，无防勇一项，就说明了它在晚清军制中的地位。
    另外当时一些大臣们的奏议，也清楚地反映了防勇不是“经制兵”。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云贵总督岑毓英奏称：“洎肃清以后，前抚臣黎培敬任内规复制兵五成，及臣毓英前任黔抚时，以各营防勇挑补十成足额，仿直隶章程提马战兵为练军……不准另设勇营，是黔省之兵皆制兵，而无防勇矣！”十年（1884年）十二月户部奏称：“查各省制兵，皆有定额，会典所奏，各省旗绿各营额共七十七万余人，而京旗禁旅十二万有奇尚不在内，果一兵得一兵之用，何须各省添练防勇。”（22）“经制兵”与防勇经纬分明，这在当时是十分明确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的清廷上谕，就更清楚了。光绪八年（1882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上谕说：“前因各省办理军务，于制兵之外添募勇丁。”（23）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初八日清廷上谕说：“各省制兵防勇，积弊甚深，耗饷颇巨……”同年七月二十三日清廷上谕说：“前因各省制兵防勇，甚为疲弱，业经通谕各督抚认真裁汰，另练有用之兵……”（24）
    在清廷上谕中制兵与防勇并列显然涵义不同。总之，防勇并非“经制兵”，而是地方武装。
    勇营留防各地后，分别隶属于各省督抚，营制饷章极不统一。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曾试图统一防勇制度，准备从江苏开始，结果遭到抵制，两江总督沈葆桢奏称：“江苏留防各营，招集既非一时，定章亦非一年，不独湘军与淮军不同，即湘军与湘军、淮军与淮军亦不相同……今若改易新章，必须将各营全数遣散，另行招募，始可统归一律。然以前督臣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等，前后二十余年苦心经营之力，具有规模，一旦改弦更张，则新营必须给发全饷，旧营必须酌给欠饷，恐章程徒事纷更，而饷需愈难节省。”（25）清廷遭到抵制，只好听之任之，因为它无力解决欠饷问题。所以形成“各省陆路防军支销款目不一”的局面。
    各省防勇无定额，“向视防务之缓急，随时酌量添募。”
    各省防勇饷源也无定制，全靠各省督抚或统帅自筹来源，或办捐输，或办厘金，或向朝廷奏请他省协济，或请户部拨款，或截留海关洋税等。如浙江省“历来所恃者，总以厘捐为大宗，设有不敷，间由藩库动支，正杂凑济支放。”（26）淮军饷源是由李鸿章奏准由江苏、湖北、四川、浙江、山东等省厘金、海关等收入项下协拨的。防勇饷源虽属国有，但必须由督抚争取筹措而来。
    制兵八旗、绿营营制饷章及各地名额均载入《大清会典》，任何人不能随便改变，所以称为“经制兵”。而各省防勇制度不统一，清廷又无力统一它，所以它只能是独立于制兵之外的地方武装。
    防勇各项制度不统一，反映晚清中央与地方势力在军制方面的矛盾，所以防勇虽起了国防军的作用，却终究是临时性的武装，经常处于被撤的境地。
    四、防勇虽起了国防军作用，但非常备军
    罗尔纲先生在《困学集》中说：太平天国革命后绿营“略等于后来的警察……全国通都重镇都以勇营驻屯，称为‘防军’，以当国防的重任。于是勇营便代替了绿营的地位，而成为国家的常备军。”我们认为防勇驻屯各省险要，对内对外一时虽起了国防军的作用，但它并不是清朝的“常备军”，而是临时性的武装。
    同治十二年（1873年）西南回民和苗民起义相继失败，侍郎徐桐上奏折陈述安危大计，“请将吏治营伍国用力图整饬”，指出“欲足用必先易勇为兵”（27）。云南巡抚岑毓英积极响应。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发出谕旨：“滇省既可首先举行，各省情形虽不相同，亦当力求整顿……”（28）清政府从同治七年接受英翰等人建议留勇营驻防，不及五年就要“易勇为兵”，能说防勇是“常备军”么！
    清廷“易勇为兵”的政策，遭到两江总督李宗羲、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的抵制，此后不断下令各省裁撤防勇。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兵部会同户部奏准“各省留防勇丁均应酌量裁减，请旨饬下各省督抚通盘筹划，悉心稽核，总期省一分军饷，即纾一分民力，统限于文到一月内迅将所有防勇陆续裁汰，以半年为限统裁十成之一。”（30）六年（1880）正月二十二清廷发出上谕：“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营，设立各局，原属权宜之计，事平以后，留防各营迭经谕令裁减，现在水陆勇数尚多，原为弹压地方缉捕奸宄起见……至每办一事动辄一局，徒有局务之虚名，并无应办之实事，薪水口粮，糜费滋甚……前因御史黄元善、戈靖先后奏请，叠次降旨各省迅即裁并，仍多视为具文。似此年复一年，饷源何由充足，除直隶、陕甘等省须办边防，云南、广西营勇无多，均无庸议减外，其余各省将军督抚务将该省勇营详细斟酌，大加裁减，某处裁去几营，某营归并某营，即令分晰具奏。……并著⑨遵前旨迅裁各局，其某局应裁，某局应并，应留之局实在有事可办者约须几员……务当详晰奏报。”（30）十三年（1887年）户部又奏准裁撤防勇长夫。十七年（1891年）上谕复令裁减防勇一成。
    防勇从产生后就屡遭裁减，故不能视为清朝的“常备军”。
    清政府下令裁撤防勇的原因颇多，如财政困难等，但朝廷无法控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防勇来源于乡勇，系由将领招募而来，将帅选统领，统领选营官，营官选哨官，哨官选什长，什长选勇丁，层层挑选，上下贯通一气，官兵恩谊相孚。口粮虽出自公家，但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如受其私惠，此种军队属将帅，而不隶于国家。留防各地后，它与地方督抚亲近，因为是他们奏留的。所以防勇兵权在督抚，中央政府控制不了它。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就发布过上谕：“嗣后各路统兵大臣于此次奉旨之日起，限三个月内将现存兵勇名数，并管带员名，征防处所一并分析报部，此后随时有无增减著按限三个月资报一次。”（31）勇营留防后，清政府仍不断下令各省报告防勇数目、管带名衔、驻防处所等，但各督抚多置若罔闻，不按时奏报，以清廷反复重申此令。同治七年十二月兵部“恭录谕旨，严催依限咨报兵勇数目”（32）。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十六日清廷发布上谕说：“兵部奏请饬各省督抚统兵大臣等奉到此旨后……即将现在所部兵勇数目仍按三个月咨报一次，以备稽覈，倘再视为具文，即著兵部严参。”（33）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户兵两部通知各省，“凡兵勇数目，设防处所，从前未经奏明者，限即奏明报部等因。”（34）督抚统兵大臣拖拉不报，反映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因此，清廷总是想恢复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