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赔款尚未全部付清，外省援军也未如期全部撤出广州，卧乌古却不敢在广州北郊再呆下去了。英国人自我安慰地称：“这时中国已经付给我们500万元，又交付了余款的抵押物，一万四千五百名士兵已经开出城外，三千名士兵已经由水路离开了城。我们的军队于6月1日从高地上撤退。”（14）在这次广州战役中，英军伤亡惨重。根据英国人自己的统计，战后有1100多名官兵被送进澳门医院，不少人不久又被送进坟墓，其中包括舰队司令弗莱明·辛好士。有的团队只剩下寥寥数人。马德拉斯步兵第37团的560人只剩下60名持枪手。康威号战舰已变成一座海上医院。摩底士号和前锋号战舰只剩下15名水手。许多官兵在澳门医院康复后也被免除兵役，显然是伤残到不堪使用了。（15）中国史学家应该记下这次英军在北美、在印度都未曾遭遇过的惨败。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史学家又是如何描绘三元里人民的斗争呢？
    1956年1月广东文史研究馆编写的《广东人民在三元里抗英斗争简史》一书写道：“二十五、六是各乡人民领袖在牛栏冈举行会议，作出全面出击的计划。梁信芳诗：‘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冈边愤义盟，计不旋踵不返顾，连络一心忘死生。’会中，群众歃血为盟，推举了军事领袖，布置了作战计划。会后，分头进行，首先，三元里里民韦绍光愤于英军的暴行，四处宣传号召乡民，奋起抵抗。何玉成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一带社学团民。王绍光、高梁材、钟占琪等号召东北六社客民。梁廷栋、赵启祥等通传城北十二社学。江本真、梁彩瑛、薛高遇、陈棠、张声扬等率义勇准备参加作战。林福祥率水勇，当时驻扎在石井桥，他说：‘初六、七日，予与城内信息不通而谣言四起，有谓和议已定者，有谓大宪已殉节者。然逆夷在三元里一带恣其淫掠，人人为之发指，予与扬汝正连日劝谕数十乡，激以忠义，怵以利害，于是乡民怦怦欲战。初九日（29日）予与各乡约，每乡设大旗一面，上书乡名，大锣数面，倘有缓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予仍以水勇当头阵。’一切都准备好了，林福祥还把这件事密告祁顷。但出击的日期，还没有决定。”
    1956年10月陈锡祺教授著的《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一书也声称：“5月29日下午，各乡代表、各社学的领导人，纷纷来到了牛栏冈，曾和英国侵略军战斗了几日的林福祥、杨汝正也从石井赶来。这里有农民、水勇、士绅。因此牛栏冈之会是常有广泛性的代表大会。会上，三元里农民报告他们和敌人战斗的情形，林福祥也叙述了他和英国侵略军作战的经过，并对到会的人“激以忠义，怵以利害’，说得大家‘怦怦欲战’。最后议定：（一）各乡自成一单位，各备大旗一面，自举领队一人，指挥作战：（二）各乡准备大锣数面，一有警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三）各乡15岁以上50岁以下男子一律出动；（四）和敌人作战不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而要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包围战术；（五）以牛栏冈为决战地点。于是广州东北103乡群众就在三元里农民的号召和爱国绅士的参加下，团结成一支强大的反侵略联合战线。散会以后，各乡代表回到本村，连夜动员，准备来日大战。”
    在上引两书中，“牛栏冈会盟”被描绘成歃血为盟的群众誓师大会，或作出战斗决策的群众代表大会。绅士们被认为是三元里战斗的鼓舞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战斗的情节却付阚如。问题在于是否确有“牛栏冈会盟”一事？只有深入辨析当时的官私记载，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正确结论。
    梁信芳的《牛栏冈》一诗云：“北门罢战坚不开，客兵塌翼咸归来。野狐遁哭山鬼哀，震瓦动地声如雷。红旗闪闪何神速，盘据山头扰山麓。拖牛捕豕贪不足，掠人妻女赭人屋。村人避面不敢怨，碧眼深情非我族。扶男携幼老倚少，越涧扪崖但闻哭。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拦冈边愤义盟。”（16）澡诗明明将外省援军溃败入城、英军占据城北高地后下山淫掠烧杀的罪行写在前面，而将“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冈边愤义盟”写在后面，可见，“牛栏冈边愤义盟”决不会发生在25日或26日，只能发生在28日英兵大肆下山进行劫掠活动以后。
    林福祥的《三元里打仗日记》说：“逆夷在三元里一带恣其淫掠，人人为之发指。予连日与杨汝正劝谕数十乡，……初九日（5月29日）予与各乡约，……约成，予即间谍密禀官保，而举事犹无定期也。初十日（30日），逆夷由三元里过牛栏冈抢劫，予闻锣声不绝，即带水勇应之。”（17）从时间、体例和语气可以看出，林福祥的《三元里打仗日记》并不是逐日记载军情的战地日记，只是事后为邀功请赏而作的补记。即使是这样的补记也无法掩盖群众抗英斗争的自发性。林福祥说：“逆夷在三元里一带恣其淫掠，人人为之发指”。这就有力地证明：“乡民怦怦欲战”并不是由于士绅们的劝谕，而是因为英军的淫掠暴行激起了农民的万丈怒火。况且林福祥只是说：“予连日劝谕数十乡……初九日，予与各乡约”，根本没有提到召开“牛栏冈会盟”之事。如果召开过这样一次群众誓师大会或群众代表大会，他本人又在会上作了“报告”，参与过战斗的决策，他怎么会在自己的‘日记”中只字不提呢？林福祥还说：“初十日，逆夷由三元里过牛栏冈抢劫，予闻锣声不绝，即带水勇应之。”这又有力地证明：“在三元里东北的牛栏冈只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战斗，时间是初十日（30日）。牛栏冈并不是预先选定决战的一个山岗，牛栏冈是墟市，英军是来牛栏冈抢劫的。战斗并不是预先“部署”的，而是群众为抵抗英军抢劫自发进行的，林福祥最多只是响应而已。
    梁廷楠的《夷氛闻记》说：“其据守耆定台者兵千余，款成尚迁延不遽退，……自台下闻至泥城、西村、肖冈诸村落，大肆淫掠，奸及老妇，村民大哗。……附郭西北三元里九十余乡，率先齐出拒堵。对岸之三山等村，亦闻风而起。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梁廷楠的历史著作也没有“牛栏冈会盟”一事的点滴叙述。至此，我们可以断言：诗人梁信芳所吟的“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冈边愤义盟”，就是历史家梁廷楠所说的“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诗有诗的特点，决不能根据其中一个“盟”字，就牵强附会为“歃血为盟”，或主观臆造为什么“群众誓师大会”或“代表大会”。
    三元里抗英是广州北郊农民反抗英军侵略暴行的武装自卫斗争。这一斗争的自发性还可以由以下的史料充分显示出来：
    一、何玉成的《团练乡勇驻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诗原注：“英夷占据城北炮台，骚扰附近村庄。初十日，各社学团民与之打仗，中午，陡下大雨，歼毙夷人数百人。十一日，不约而来者，意至数万人。”（19）
    二、夏燮的《中西纪事》：“方抚事之定也，粤东士民，以大府无谋，官兵示怯，一时谤议沸腾。适英人以赂故，撤去四方炮台之兵，肆掠予城外。初十日，将入佛山镇，取路泥城，过肖冈、三元里。里人因其淫掠起愤，然争逐之。于是，一时鸣金，揭竿而起者，联络一百有三乡。不戒而集，顷刻间，男妇数千人。”（20）
    三、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日梁章钷的奏摺：“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籍乡民之力。乡民熟覩官兵之不可恃，激于义愤，竭力抵御，一呼四起，遂令英夷胆落魄飞，骤解囫囵。”（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