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史料说明，农民的抗英队伍，并不是以社学为单位，而是以乡社或联社为单位。如《太和市联升社学序》云：“联升社义旗先竖于四方炮台。”（22）又如《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曰：“英逆寇粤，自据四方炮台，遂尔肆行奸掠，若非北路乡社义士杀其兵头，歼其鬼卒，势必毫无忌惮。”（23）乡社和联社是广东人民历来应付水旱风灾和海盗侵扰的有力保障，也是广州人民150年前团结抗英的强大后盾。
    “左宗右社”，宗族和社是中国人群体意识的根源。“结宗会社”，团结互助是中国人的传统。长期以来，“社”是中国城乡的民间公益机构。早先，社只有社坛、社庙，并无社学。社学之设始于明初，作为官督民办的地方文教机构。清朝乾嘉年间至道光初年，广东的商品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广州郊区，除了一些古市如石井、石龙、竹料墟、钟落潭等市，许多新的墟市陆续兴起。确切可考的有：牛栏冈墟，嘉庆元年（1796）建；西湖市，道光五年（1825）建；太和市，道光十七年（1837）建（24）新的墟市是联乡合建的，往往是先设立联社，然后再集资建立联社的社学。但联社的社学不再是单纯的民办文教机构，而且是联社的办事处，还要负责市场的管理和治安，即所谓“联守望，备非常，……使农工商旅，出无所虑，入无所防，地方斯能安靖。”（25）战后团练社学的建立更使社学完全偏离了最初的办学方向。
    三元里农民抗英斗争取得伟大胜利以后，满清政府一方面企图籍乡民之力对付外夷，以便增加向侵略者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又企图建立一支堪以调用的民团，以便维护地方秩序。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1841年6月6日）两广总督祁发布告示：“照得设兵以卫民，然兵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为此再行剀切晓谕各乡绅士转告远近大少乡民耆老知悉：已团练者，益加勉励；未团练者，务速举行。保身家即以固疆圉，除凶暴得以乐升平。”（26）稍后，道光也明确表态：“逆夷反覆无常，必应随时设备，该省现练有水陆义勇三万六千余名，并将各乡丁壮分成团练，着派委员弁管束，认真训练，”（27）由于政府的提倡，士绅们便趋之若鹜地积极举办团练。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举人李芳等连名呈请于石井地方捐建升平社学，连约各乡认真团练。在籍内阁何有书等，复请于江村地方设立升平公所，以为丁壮聚集之处。……各乡绅民现仍陆续捐赀，统计各乡团练共有数人，就中勇健堪以调用者不下万余人。”（28）同年冬天，绅士高梁材、王韶光等，仿升平事例，在东北六社的基础上，新建东平公社一所。此外，还有隆平、南平、成厢等社学相继成立。
    战后团练社学的建立，仍以乡社为基础，规模更为扩大，有地主和群众的捐资。但社学不复为社学，其主持文教公益事务的职能完全转变为培训地方民兵的职能，因而应名副其实地改称地方“团练局”。它完全受清政府的控制，由地方绅士把持，参加团练的丁壮也只限于群众的一小部分。这些团练社学虽然在以后广州人民火烧洋馆、反租地、反进城的斗争中曾起过一定的号召作用，但与三元里103乡农民群众（非团练，因而在史学上不能称之为“平英团”）的大规模抗英斗争相比，则不免逊色多了。战后送到这些团练社学的牌匾如“有勇知方”、“戮力歼魁”、“北门保障”等，实际上都是嘉奖103乡的农民群众，并非赞扬这些团练社学的。
    当民族斗争稍有缓和，阶级矛盾更趋尖锐的时候，这些团练社学便开始瓦解。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1845年8月1日）户科给事中黄中汉奏称：“盖自二十一年英夷滋事，该省乡勇三万六千余名，其中良莠不齐，一时未能选择，凡应募者多系无业游民，并有积年土匪，……后因人多饷绌，乡勇散而无归，其积年土匪，仍以劫掠为生，其无业游民相率而为资贼，彼此结党聚会。”（29）此后，广东地区便有天地会的兴起。咸丰四年六月十一日（1854年7月5日）又爆发了陈开、李文茂领导的红巾军起义。起义军曾烧毁了一些社学，如太和市的联升社学。其重修碑序云；“红匪构祸，焚毁无存。”（30）可见，起义者对绅士们把持团练社学并无好感。
    注释：
    ①苏乾：《三元里平英团旧址》，文物出版社，北京，1987、PP18-19.
    ②⑧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宾汉是当时入侵广州的摩底士号舰的海军上尉，后被提升为皇家海军司令。参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鸦》）上海人民出版社，卷5，pp235-6，241-2。
    ③⑤⑩ （12）（13）（14）（15）（17）（18）（20）（23）《鸦》卷5，PP215-6；卷4，P.26；卷5，P533；P227；卷6，P43；PP.230-1；卷4，P.600；卷4，P.26；卷3， P.353；
    ④《粤东纪事》，选入《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以下简称《三》），中华书局，1959年，P.164.
    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商务，1960，卷二，第十章第二十四节。
    ⑨麦华生：《在华二年记》，《三》，PP.241-2。
    ⑦《卧乌古向印度总督奥克兰的报告》，见《三》，P.283。
    （11）（16）（19）（22）（25）（26）（28）（30）《三》P.227；P.193；P.197；P.353；P.161；P134；P134-5P.162.
    （21）（27）《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二）中华书局，1964，P.1139.P.2270
    （24）《南海县志·社学条》
    （29）《道光朝留中密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