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办报
    唐才常深深懂得，报刊是传播文化，沟通思想的工具和手段。他说：“环球报馆林立，虽妇孺莫不以阅报为事，故周知时事，察验新理，目营四海，身属九洲，舍此别无良法”。（17）为了利用报刊教育读者开通民智，唐才常与谭嗣同等维新派于1897年4月创办了《湘学新报》（半年后改名为《湘学报》），唐才常任总编辑。1898年3月，湖南维新派又创刊了《湘报》，唐才常任总撰述。他在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广泛征引了当时可能征收的材料，向读者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发展的历史，帮助人们打开眼界。更为可贵的是，他还以报纸作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大力阐发他的变法主张，号召人们起来变法维新。他大胆地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挑战，揭露在专制制度下，“士习无用之学，官争残民之局，君孤立于上，臣贡媚于下，猝有大乱，民气嚣然，置国事不问，置君主之不顾，”（18）他还谴责封建君主独裁，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亿兆京垓之天下也。不能齐亿兆京垓人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能推一以及亿兆京垓人，而天下乱。”（19）与此同时，唐才常还极力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度政令，提倡民权。他在《湘报》上发现《辨惑》一文指出：“今夫泰西政术，自会盟、征伐、爵赏、刑律，下逮闾巷纤悉之事，无不与国人谋之，而大旨趋重于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20）他尤其赞美西方的国会，他说：“综观五洲大局，其以国会强者，十中居六七”，于是，他请求改革，“抑又愿我皇上力振颓习，一意坚持，革旧鼎新，与天下更始。大选全球之政法，尽纳仁侠之奇才，其奋勉求新者，则引赞机宜；其因循守旧者，则放归田里，丞抚士民以同权至意特假督抚以变法之全权。由是张师统以孔子纪年；易官制，以泰西方准；开国会，以日本作则；改律例，与公法相通。”（22）他还说：“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亦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大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所忻慕焉”。（23）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实行民主政治的愿望和决心。
    唐才常还利用报纸，大声疾呼冲破封建专制桎梏，广开利源，发展资本主义。他说；“中国此时不大改政法，广求利源，而欲加税一节，捧土以益泰山，杯水而救车火，只取辱耳，岂有幸哉！”他建议与西方先进国家通商，强调“凡事但求益而己，不必问其中与西。”（25）此外，唐才常还向封建文化发起了进攻，他谴责时文为“塞智摧权腐以之鸩毒，”（26）主张废八股、兴西学。他说：“我中国不欲保种而已，如欲保种，必尊西人之实学，而后能终卫素王之真教，黄种乃以孳孳于无尽，”（27）这表现了唐才常对专制制度上八股取士造成“人材之虚患”，“人心之寐患”（28）这两大痼疾的不满。唐才常以上这些主张，代表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甲午战后，由于洋务派垄断近代工业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省自1895年11月和丰火柴公司创办，招商入股，到1898年，全省已有商办企业二十家。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增长后，为了保证其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在政治上，他们有参与政事的要求，然而，君主专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套在中国人身上的主要绳索，它严重地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民族资产阶级参予政事，民族资产阶级对此强烈不满，他们很自然会发出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向外国学习的呼声。而“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西方新颖的社会制度，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限向往，他们渴望中国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兴民权”、“开国会”，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此外，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在实行残暴的专制政治统治的同时，又实行残暴的专制文化统治。封建统治阶级用“独尊”、“一统”的牢笼，窒息着一切科学文化的独立发展；用排斥异端和文化高压的野蛮手段，压抑着人们的自由思想。对此，民族资产阶级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然而，这时的民族资产阶级虽已开始形成，但由于力量不足，于是，他们的改革不能不依靠从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喊出来，唐才常便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他所提出的维新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为了能使新政顺利进行，唐才常还对顽固守旧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随着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学堂、学馆得以先后举行，“一时学者风气得以转移”，（30）一些守旧派对此恨之入骨，他们唆使一部分落后学生，商订了所谓的“湘省学约”，草稿中有“驱逐熊希龄、唐才常”字样，他们诋毁维新惟恐不力。湖广总督张之洞看了《湘报》后，也致电湘抚陈宝箴，制止发行。这使一些维新派慌了手脚，有人马上自我约束说：“报文勿太激烈，彼官府且不免畏首畏尾，况吾辈焉！”（31）陈宝箴也立即下令，要该报“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32）而唐有才常却与谭嗣同一道，对顽固派“横目相仇”，立志“辅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33）他们再三挽留畏难欲走的同伴，顶住了反新政逆流。唐才常为湖南维新运动的继续开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与其他维新派相比，唐才常更加重视“务实”，他除了热衷于文化教育改革外，还身体力行，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活动。当时的妇女缠足，是一种启遍及全国的残害妇女的陋习，唐才常对此极为反对。他说：“彼女子则自五、六岁以来，己天霾日晦，无复生人之气，天下古今之至不平者，孰有过于此？又况世乱兵灾之祸，凶荒颠沛之秋，更有不忍言不忍闻哉！”（34）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风俗，唐才常与谭嗣同等组织了“湖南不缠足会”，规定“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凡八岁以下缠足者，一律解放，”（35）这对移风易俗，解放妇女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经济改革方面，唐才常不仅在报刊上竭力呼吁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还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主张付诸实施。他认为广开利源，“为中国富强之基，”（36）于是，唐才常在家乡浏阳亲自主持开办了锑矿，还为浏阳南乡所产的白煤打开销路，又筹划在西乡跃龙市开设煤井，他主张这些厂矿完全由私人资本经营，反对官办，认为官办会挫伤正要冲破封建束缚的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唐才常的这种见解，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