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束缚下，唐才常为了救亡图存，积极投身于变法运动中，勇敢地树起了反对思想禁锢，提倡开发智力的旗帜。他大胆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痛陈八股之害，大讲广兴学校之益，力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科学知识，这对解放思想、启迪民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的湖南，“人人皆能言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37）湖南成了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38）这与唐才常等维新派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一文中说过：“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出来的。”（39）维新时期的唐才常也不例外，从唐才常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激进的影子。这个派别与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较为松散，与封建官场较为疏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较为密切。因此，他们对废除封建专制主义的要求更为迫切，不仅充当了“君主立宪”的鼓吹者，而且还身体力行，表现为更加“激进”。然而，他们毕竟很难自身摆脱客观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他们身上还保留有明显的痕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过明确地阐述，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同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40）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唐才常正是这样，他痛恨封建君主，抨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黑暗专制制度是“大痈”、“奇瘵”，但又不敢废除君主，而是幻想依靠君主的支持实行变法。他曾经说过：“合地球全局观之，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之下者逆而难，今适得顺而易者，诚我四万万人无疆之幸也。”（41）由于君权和民权是相对立的，尊君权就不能行民权，所以，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希望这古老封建国家的专制君主让出一点权力，这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已。唐才常的这一想法，充分暴露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
    在经济改革上，唐才常虽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广开利源，并且也积极为私人开办工矿企业而奔走，但他却没有提出过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张。由于封建土地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绊脚石，所以，唐才常既要保存封建土地制度，又要使资本主义顺利发展，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唐才常才是非常软弱的。他虽然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但却把中国被帝国主义欺负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不自强，人材缺乏。他说；“虽曰中国积弱使然，亦以未列公法之故；又无深谙公法之人，据理力争，故遇有交涉事件，往往受屈于西人未如何，”（42）所以他呼吁中国赶快“设公法科与泰西律例之学，考究其所以准行法之要，相为应付。”（43）唐才常不懂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永远奴役中国人民，而不是希望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所以他认为只要进行某些改革，民智开通，列入公法，成为文明之国，帝国主义就不会侵略中国了，他这种想法是幼稚的。
    此外，唐才常希望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通商，以发展资本主义，增强国力，免于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想法虽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却也有局限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半殖民地国家的特点是：“它们在政治、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44）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中国正是这样，它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早已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拥有政治、经济方面的种种特权，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海关，操纵着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所以，帝国主义国家与半殖民地中国的通商是不可能平等的，这只能是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的贸易，中国不可能通过与帝国主义通商富强起来。
    在批判封建文化上，唐才常也没有把孔教与时文的关系区别开来，他呼吁保孔教，废时文，他说：“时文不废，孔教万无可存之理，孔教既亡，黄种万无可存之理。”（45）这是披上封建文化祖师爷孔子的华衮向封建文化宣战，这无异于给自己的批判套上了一副枷锁。在对待西学问题上，唐才常主张西学，但他却怕被别人斥为汉奸，为了减少顽固派的压力，他便认为“西学源于中学”，西方的种种学术都能在中国古代的圣贤书中找到根据。比如他说：“国会之名，见于《管子》、《周礼》大（小）司寇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左氏言晋作爰田、州兵、皆是此制”，（46）他还说：“今夫《春秋》，上本无道，为性法出于上帝之源；中用之法，为例法出于条约之源；下理人情，为民权伸于国会之源”。（47）他把上古三代的制度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等同起来，想要维新，却偏偏说成是复旧，这就是唐才常历史观的不彻底性，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在文化思想上的一种体现。
    此外，在依靠什么进行维新的问题上，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唐才常还是把联合的重点放在“士”阶层上，他所主张的开民智的重点还是“开绅智”，他们办的《湘学报》报发行的对象也主要是士绅官吏，他们组织的南学会，也是湖南士绅的团体。
    凡此种种，无一不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软弱性。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他们领导的救亡运动不敢与反帝反封建相结合，他们只看到一个皇帝，一些士绅，却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于是，在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面前无力反击，维新运动不免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唐才常等维新派在湖南开展的维新运动失败了，但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48）综观唐才常在维新时期的思想和活动，我认为唐才常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和许多先进人物一起，“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49）为了救中国，为了改变祖国的命运，努力寻找真理。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有社会风俗改革主张，他在湖南维新时期所进行的大量实践活动，对改变湖南社会风气，激发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