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上书至七上书中，康有为阐述了以君民共主为核心，以沟通上下为主要手段的变政思想。他指出，历史发展是分阶段而循序渐进的，必须由乱世而升平而太平，即由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进而发展为民主共和。因而君民共主制是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大同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它不但起到“保民亲下，尊贤尚功，有情必通，有才必用”的作用，而且符合尧舜孔孟等古圣先贤的教诲，是平衡君民利益的“升平之善制”⑥。实现君民共主制的具体措施有五个方面。
    一是下诏求言，即鼓励嘉奖天下之人向政府上书言事。
    二是开门集议，即由各郡县每十万户推举一人为议郎，“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并将这种决策方法下推至省府州县。
    三是辟馆顾问，即在便殿或武英殿等处设立制度局一类专门机构，由民选议郎和天下通才若干人轮值其中，担任顾问，每天与皇帝共商政事。
    四是设报达聪，即在全国各地开设报馆，刊载民情国政及各国新闻，上呈皇帝并送各政府部门。如此可使“民隐咸达，官慝皆知”。康有为认为，“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
    五是开府辟士，即由中央及各地政府广开幕府，以发现、历练和推荐人才⑦。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指出了君民共主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民的地位与君并列，置于最高一级，不但可进言、咨询，而且具有决策权。尽管这种权力还是由上所赐，但它毕竟突破了仅仅以民为邦本，但民却不享有主权的传统民本论的局限，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以中化西的阴阳思维方式
    为了扫除近代化的思想障碍，康有为以阴阳为纲统一了中学西学。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由对立面构成，即所谓“阴阳”。阴阳交感化生万物，阴阳对立而同一就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变化依据，即康有为所谓“天地之理，阴阳而已，其发于气，阳为湿热，阴为干冷。湿热则生发，干冷则枯槁，二者循环相乘，无有终始极也。无以名之，名之阴阳”⑧。根据阴阳的哲学理论，康有为认为，为了实现近代化，固然需要借鉴西方近代化的经验，实行政治、经济和国民素质的改造，但与此同时，对于传统体制传统思想之精华也必须继承。也就是说，康有为主张在承认中国固有价值的基础上，引入并肯定新的价值观。
    康有为的思想对于深受传统思想濡染的知识分子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种以中化西的思想满足了他们既不愿舍弃旧，又想有所拓新以利于挽救危亡的心理。在阴阳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持一种实用态度，他们希望用它来弥补阴阳体系的不足或缺陷，把它纳入阴阳对立同一体的或阴或阳的一极，但并不想动摇这个体系。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吸纳范围有所深入，从枪炮机器推而及于立宪政体民主政治，但它始终只是作为对立的一极，以巩固阴阳秩序为目的。康有为也不例外，他始终认为，改革的重点虽然有先后主次、轻重缓急，但只要从阴阳为纲，就可以处理好相互的关系，因而平等与不平等、自主与他主、民主与专制皆不能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以这种心态搞改革，很难避免复归皇权、专制和依附人格的老路。
    由于阴阳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人从康有为那里所接受的平等是等级秩序下的平等，其理想人格是平等与差等和谐并存的人格，其理想政治就是既承认等级结构和君主专制，又以民本论和平等思想对之进行的约束的社会制度。康有为的君民共主思想固然同他重视德、日、俄等国的近代化经验有着很大关系，但在诸种西方民主政体中，他唯独钟情于君主立宪制，就不能不使人认为，这是其阴阳思维方式的逻辑结果。近代很多改革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从提倡平等民主始，而以复归差等专制终，其思想上的原因多与此有关。他们一方面赞成人格平等和民主政治，一方面又将等级秩序视为天经地义，不能改变。虽然从局部看人们的认识有所前进，但从全局看则仍然固守着对立同一的阴阳秩序。不利于中国人的民主观由古代向近代的进一步转化，不利于近代化改革的深入进行。在维新变法过程中，人们对顽固守旧派的思想还多少有所警惕，但对于改革派的思想，人们却往往受其误导而不自知。中国人对于近代外域先进思想的了解，往往是经由改革人士的引进和介绍，而最为人们所青睐的，是那种既具近代色彩、又富民族特色的思想。但人们并没有想到，从哲学上看机智而巧妙，在中西关系上满足了中国人民族自尊心的这种思想，却极易滑向相对主义，并且给不平等和皇权留下了藏身之所和复活之门。这种以中化西的方式固然有助于近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但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有赖于认清并走出以阴阳为本的思维误区。
    康有为的近代化思想在甲午战后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开始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就事论事的局限，而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诸层面综合变迁的角度来看待近代化，在近代化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但为近代化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指南，而且也有利于中国人民对近代民主思想的理解和接受。然而康有为阴阳思维方式中所包含的对差等他主专制的肯定，又不利于近代化的深入发展，它使人们难以分清近代与古代、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从而为专制的复活留下了可乘之机。康有为之后的许多改革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这一思维方式的影响，这就不能不在中国近代的改革中留下某种专制的烙印。因此，要想使中国的近代化继续前进，有必要深入剖析这种阴阳思维方式的正确与谬误。
    注释：
    ①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一卷，第1037页。
    ②③⑤⑥⑦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第153，213，222，225，152，221，149，158，159，17页。
    ④康有为：《礼运注》；《南海康先生口说》；《孟子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