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潮中，变法思想突破了以前狭小的藩篱，在中上层官吏和士大夫中得到广泛传播。这时出现了许多要求变法维新的奏议、文章、书籍；出现了许多宣传变法维新的报纸。其中康有为的《上皇帝书》，梁启超的《时务报》政论，就是杰出的代表作。这些著作的措词，提法都具有尖锐、痛切、激烈的宣传煽动色彩，与早先的士大夫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的口吻腔调已大不相同了。与此同时，改良派已不仅仅单纯地向社会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而且进一步向皇帝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在学会的名义下开始组织士大夫社团，于是名目各异的“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自发地成立起来。这就冲破了清朝数百年严禁士人集会结社、议论政治的禁锢，为争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迈出了第一步。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会”实际上已是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甚至具有谋取地方政权机关的企图。由此可见，甲午惨败后，士大夫的变法维新由理论宣传转变为实际行动，由七、八十年代少数人的活动变成了士大夫群体性的行动。这充分体现了士大夫们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
    要救亡就必须变革维新，必须改变“一人居上，万人在下”的君主专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虽然一些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已对封建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但他们的思想中仍残留浓厚的封建色彩。他们主张学习西方，但总是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议会政治说成是中国古圣先贤早已有之的明训。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委曲婉转地发表自己的议论，而唯恐正面触犯封建制度和思想。甲午惨败后，士大夫中的代表人物，在宣传维新变法政治主张的时候，再也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勉强塞进封建传统思想框子，而是把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作为抨击的对象，明确宣布与封建思想决裂。1895年，康有为的《京师强学会叙》说：“……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中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嗟吾神明之种族，岂可言哉！”梁启超也发出了“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的呐喊。而谭嗣同更指出“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事”提出“冲决一切网罗”的口号，他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号召人们打倒纲常名教，冲决一切封建网罗。谭嗣同深刻揭露封建君主专制的暴虐，鞭达纲常名教锢杀人们灵魂的伪善已达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界的高峰。由此可见，甲午惨败后，士大夫们已把鼓吹变法主张与反封建思想的启蒙运动结合在一起。康梁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反封建启蒙思想，并非偶然，而是受甲午战争后“创巨痛深”的民族危机煎熬的士大夫们重新深入思考，执着地寻求真理的结果。
    救国就必须维新，必须猛烈抨击封建旧学，大力提倡学习资产阶级新学。长期以来，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科举成名。多少人为金榜题名皓首穷径；多少人为研究八股而耗尽精力。然而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对这种“科举正途”很少有人怀疑。直到甲午战争以前，也还没人敢对之公然挑战。甲午惨败后，富于政治敏感的士大夫们认识到纵然能在洋人的朝迁中求得功名利禄，也只能充当亡国士大夫的可悲角色。于是，他们自然把个人的出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只有国家独立富强，才有士大夫的出路。而中国要富强，首先要摒弃封建科举制度。从此，士大夫开始以先觉者和开拓者的锐气，批判旧学，致力新学，成为向封建文化勇猛挑战的第一代。在这方面，谭嗣同的转变较为典型。他早年曾经是一个沉溺于旧学的官僚子弟，对新学颇为反感。但“三十之年以后，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④很显然，正是甲午惨败才使谭嗣同开始对封建旧学深恶痛绝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接触西学较早的士大夫们也痛斥封建旧学，他们认为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凡是儒者所终身从事的八股词章，汉学宋学，都是迂腐陈旧和无用之物，要将它们“早束高阁”，另辟新路，否则“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⑤在对旧学批判的基础上，维新派又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改革和创新，他们指责封建史学都是“君史”，呼吁撰写民史，发起“史学革命”，他们批判无病呻吟的宋诗派和同光体，发起“诗界革命”……这一切打破了文化领域长期以来昏暗和沉寂的局面，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起点。
    在肯定上述客观事实之际，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原因，士大夫的变革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他们既为反帝呼吁变法，但最终又幻想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变法；既在变法初期大力宣传“托古改制”，但最终又竭力鼓吹“复古主义”；既提倡科学，但又企图旧瓶装新酒。这决定了维新变法不可逃脱失败的厄运。
    回忆甲午惨败的巨大创痛，恰当评价士大夫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觉醒，激发爱国热情，吸取前辈变革的经验教训，以此作为现实改革的借鉴，这正是本文最根本的意图，也是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的一点思考。
    注释：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532页。
    ②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专集之四第77页。
    ③《戊戌变法》第2册，第204页。
    ④《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59-260页。
    ⑤《戊戌变法》第3册，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