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向：突破狭义的史学畛域
    传统人文学科的独立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就学科史而言，更多地是从学科史较为单一的、纵向性的角度对本学科的自身内容的构建，专门学科的研究在沿着自己关注的问题纵深探讨之时，过分局限于专业视角而忽视了各门学术间的联系，其结果是忽视了学科史与学术史间的渗透关系。学术史着眼于一段时期中学术发展整体性的价值评估、研究方法的归纳、理论体系的总结以及各学科相互间的关系的探究等。这对单独某一门学科史来说，似乎勉为其难。摆脱单一学科史局限的尝试，是将史学与社会时代结合起来。事实上，20世纪末和21世纪以来，将史学史纳入学术史的视角中深入考察史学的自身发展、突破狭义的史学畛域而涉及影响史学的诸多学术因素作综合研究，已经比较明确地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主要趋向。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诸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经史关系、文史关系、史学的经世致用、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以来从历史观到史料观念的转变、中西史学之交流与比较等问题，都更为研究者所重视。
    以中国古代史学而言，传统学术之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固然将史部“独立”出来，但古人治学却从未囿此畛域，所谓义理、考据、辞章之学无不贯穿经史子集各部。如果以今人专门学科的眼光讨论古代“史学”的内容，诸多含于传统学术中的史学资源或许会被忽视，史学史研究可能就会有不全面、不充分的缺失。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学术史的考察，意在更多地回归于在传统学术诸多因素之中理清史学的发展脉络、探析史学自身的撰述形式和理论内涵等特点、研究史学与经学、文学间的错综关系，揭示那些隐藏在史学发展表面之后的线索。然而，近年来，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除在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方面有较突出进展外，纵深式的专题研究似显薄弱。因此，着力向深层次拓展研究视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打破传统的选题思路，将古代史学研究的触角延伸至与之相关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仍然是亟待努力的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学是近年来史学史研究的热点。其研究的日益深化，却使得该研究领域愈来愈成为中国史学史整体时段中的“专门领域”而存在，换句话说，对所谓中国古代史学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分野”，固然利于研究上的集中与便利，但却人为地阻隔了二者在实际上的联系。在当今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相对充分的情况下，不仅上述在研究时段上的“分工”已无太大必要，而且在研究内容上，更应对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作贯通的考察，将中国古代史学与中国近现代史学视作一个发展整体作全面的梳理与研究。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是从外国输入的，是因‘摒弃’了传统史学才产生的。这种看法无法解释近代史学为何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故与近代史学的客观进程是不相符合的。
    比较中西史学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而且是未来极具潜力的学术研究增长点。如果说研究主体的知识程度是影响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客观因素的话，那么，对中西史学的基本认识与价值判断，以及由此涉及到的在比较中西史学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认知与处理方式，则是在史学比较时中外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在起决定因素。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中国学者的充分的重视，而西方学者鲜有提及。这至少说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家在中国史学的知识背景下是承认并且重视西方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的。
    从比较的对象和内容来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突破之一，是不再局限于中西史学间过分具体的两两对比。以往一说起比较研究，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找出那些中西史学间有相类似的史家、史书等进行比较，诸如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比较、《史记》与《历史》的比较、章学诚与柯林武德的比较。中西古代史学原本是在互不了解、互不交叉的不同的文明渊源中各自发展的，如果过分强调进行具体地两两对比，忽略中西史学间存在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差异，往往最终就会出现是否有可比性的疑问。从中西文化传统、中西史学间的理论特点、思维方式的不同、治史旨趣与史学精神的差异进行比较，注重基本结论、思维路径、表述方式的特点之不同，当是中西史学比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