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历史”，应当是指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是千百年来生活于其间的各地区人群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断“适应”并“改造”其所处的环境，摸索并建立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创造并不断“改进”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的历史。因此，中国历史应当具有丰富的区域性内涵。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早晚、快慢之分，道路有顺直与曲折之不同，发展水平有高、低之异，还意味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条单一的轨迹，各区域都可能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不同区域在历史发展的出发点、走向与所经历的主要阶段等方面，都可能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即其所走过的道路根本不同，而不是同一条道路上的曲折或分歧。此即所谓“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而不同区域所走过的、有着根本性不同的道路，则可称为“区域性道路”。①
    一、中国各区域的历史发展道路是一致的吗？
    迄今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阐释，大抵都假定中国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走过基本相同的道路、遵循大致一致的中国历史发展模式。这种“一致性的中国历史道路”观念，又具体表现为两种叙述与阐释体系：一是以社会形态演进为核心线索的叙述与阐释体系，强调人类历史均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为其初级阶段）的演化，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线索自亦如此，中国各个地区亦概莫能外。这种思想方法假定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是统一的，并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作为“普遍规律”运用于中国及中国各地区的历史分析中。
    这种思想方法，在根源上来自早期进化论。早期的进化论者以人类在心理方面的类同性为前提，认为人类有相同的心智过程，对相同的刺激产生相同或相似的反应，从而决定了人类文化与历史的统一；不同地区的人群都会经历相同的历史过程，走过同样的道路，逐步从简单的文化、低级的社会形态，向复杂的文化、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这一过程并表现为阶段进化的模式，不同社会之间之所以存在差别，主要是因为它们以不同的速度经历这个过程。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说：“人类社会的制度一如其所居住的地球，也是层系分明的。它们次第演化，序列一致；即使表现出种族和语言的差异，也由于相似的人类特性而渐趋一致，且经由连续变化的过程而影响着蒙昧、野蛮和文明时代的人类生活。”②摩尔根也指出：“由于人类起源只有一个，所以经历基本相同，他们在各个大陆上的发展，情况虽有所不同，但途径是一样的，凡是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其发展均极为相似”。③
    一个多世纪以来，早期进化论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或修正，现已基本被证明是谬误的，在方法论上是不可取的。即使是坚持进化论观点的新进化论者，也不得不对早期进化论的“单线进化”或“直线进化”论作出修正，提出“多线进化论”：世界各地不同人群多种多样的文化是由他们所处的多种多样的环境造成的，文化通过不断适应、变化，而呈现出多样性来，“不可能存在一种对整个人类社会都同样有效的唯一的决定因素”。④
    因此，认为中国各地区的历史发展必然或必须依次经过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历史阶段的看法，是建立在不系统的和未经证实的材料基础之上的；其关于中国各地区历史发展走向的断言，主要是出于先验的预设，先定下框框，然后将之运用到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中。随着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一阐释体系已失去了其赖以成立的方法论基础，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即便是坚持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方法来分析中国各地区历史发展或坚持套用五种社会形态演进模式的学者，也逐步认识到：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在发展形式上有多样性；某些地区和人群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超越一个甚至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向前发展。
    认为中国各地区均走过相同或相似历史道路、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与文化一致性的第二种叙述与阐释体系，则以“朝代更替”为核心线索，认为中国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变动，均与王朝的更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王朝的建立，意味着各地区的经济复苏、政治稳定、社会安宁与文化进步；随着王朝的文治武略达到鼎盛，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均得到长足发展，社会、经济与文化各方面均呈现出繁荣景象；到王朝后期，吏治腐败，人民负担沉重，社会矛盾激化，各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乃走向衰落以至凋敝，王朝也随之灭亡。又一个新王朝建立，各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乃开始另一个周期性循环。这一叙述与阐释理路假定各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与王朝的兴衰更替同步的，因而也就是相对一致的。它强调各地区历史发展的总体脉络与方向是一致的，只是在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时间早晚、速度快慢与具体步骤上的差别。这样，有关各地区的历史发展，就主要被叙述为王朝武力向各地区的扩张与征服，人口迁移带来了各地区的经济开发，然后是王朝制度在各地区的推行以及所谓“教化”的展开。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发展与中国文化的一致性或统一性得到贯彻与展开，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遂得以纳入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轨道中。这在本质上是“汉化”的阐释模式，“它假定一种单一的文明媒介，从汉人为基础的帝国中心，直接传导到不同种类的边陲人群当中。扩张、移民和文化传播的叙述，被看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单向同化方向，从而将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逐步形成自己特点的过程简单化了”。⑤
    近三十年来，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这种以中原历史为中心线索的“汉化”叙述和阐释提出了较全面的质疑：一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或多元论。经过几代考古与古史研究者的多年探索与努力，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单一中心论已经被抛弃，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或多元论已经得到较广泛的认同。⑥这种理路，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传播扩散”阐释模式，从而对所谓“中原文化南下”（以及向四周扩散）的古史阐释系统带来根本性的冲击。二是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的有关地域社会建构或称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路与方法。这一主要立足于明清社会史研究的出发点之一，是把中华帝国主要视为一个文化的观念，认为帝国权威的隐喻向南方的边疆社会的渗透，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地发布法令去实行的，而是通过本地人自下而上提升自己的动力而得到实现的。换言之，移民、教化、开发与文化传播的历史，不仅仅是文明扩张的历史，更应当被理解为基于本地社会的动力去建立国家秩序的表述语言。在这样的思路下，不同的地方，在进入中华帝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实际上就走过了不同的路程，并因之而具有不同的内涵。⑦
    在上述学术背景与研究理路的启发下，笔者开始对中国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皆遵循统一的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叙述与阐释体系展开了全面反思，逐步认识到：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区在历史发展的出发点、走向与所经历的主要阶段等方面均可能存在着根本性差别，即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也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在近年来从事中古时期南方史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摸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南方脉络”，试图将汉人群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区分为“中原道路”与“南方道路”；进而认识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新疆（西域）地区、青藏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均有别于中原和南方地区，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当可视为与“中原道路”、“南方道路”并存的区域性历史发展道路。这样，笔者就初步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中原道路、南方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与沙漠-绿洲道路等五种区域性历史发展道路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