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适应、抉择与互动：历史道路区域性差异的根源
    人类得以生存、发展并组织社会，从而开始其文明历程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获取食物；生活于不同地区的人们在“适应”其所处生态环境及“应对”其变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获取食物的方式，即“获食模式”。采用不同的方式以获取生存及养育下一代所必需的食物，乃是不同地区历史发展道路在出发点上的不同。当然，某一区域范围内人群获食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并非仅仅是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或反应，而是地区群体对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诸如可供资源的数量、质量和供应的起伏波动及争夺相同资源的其他群体的活动等等所作出的反应。（26）由于采用不同的获食方式，人群就会采取不同的居住方式与组织方式，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并逐步形成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形态与文化特性。因此，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有三个根源：第一是自然的多样性，第二是人群的多样性，第三是人群对多样性自然的适应、应对与抉择的多样性。
    正是从这一意义说，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是绝对的，而一致性则是相对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区域性差异，根源于各地区生存环境的差别、生存于其间的各种人群的不同，以及不同的人群对其所处环境及其变化的“适应”与“应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与方式。虽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地区的人群不断流动、融汇、交流，其经济生活方式相互影响，在政治、文化方面亦有广泛的接触与互动，但是，由于其各自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主要经济生活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在不同轨迹上运行的各地区社会历史并未汇合为一条道路。
    （一）适应
    这里所说的“适应”，是指人在特定环境下所做的有益于自身的生理和行为的调整，也是指人群从系统的外部环境获得充足的资源或便利，以及随后把它们在系统中进行分配的过程。环境是供给人群“适应”的对象，它本身是千差万别的--这不仅表现为环境自身的多样性，还表现为环境自身的变动，以及不同人群对环境的不同理解；“适应”则包括人群对外部环境中可供资源的适应、对资源波动的适应以及对其他群体的适应。由于外部环境所可提供的资源数量、质量及其组合各种各样，资源的波动起伏更是频繁多样，而毗邻的群体数量及其相互关系复各不相同，所以，人群“适应”环境的方式几乎是无限繁多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适应方式都能持之长久，最可能成功的适应方式是那些能够利用广泛多样的方法应付环境及其变化的方式，而当某种适应方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与环境结合较好的适应方式之后，遂成为习俗或“文化”，在创造这种适应方式的人群中一代代传递下去，从而形成为一条历史道路。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区域性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环境发挥着原初的范式作用，而不同人群对其生存环境的不同“适应”模式则是不同区域在历史出发点上即形成差异的根本原因。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南方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多雨，很早就成为人类栖息、生活与从事生产活动的地方，孕育了原始稻作农业。现已发现的原始稻作遗存均位于丘陵山地，特别是山间小盆地、河谷阶地，说明南方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很可能起源于低山丘陵地带的山间盆地与河谷阶地上（27）。这反映出早期人群对南方生存环境的适应：由于平原地区地势低洼，易受洪水侵袭，故多居住于地势较高的丘陵山地；受到地形的限制，这些原始稻作农业遗址的规模较小，相互之间的距离较远，封闭及分散程度较高。（28）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南方稻作农业主要依靠雨水、河流或泉水进行自然灌溉，一些引水灌溉工程规模亦较小，无需开展大范围的劳动协作；而山林采集与渔猎经济的发展，保障了稻作农业下家庭生计的自给自足。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散居遂成为南方地区主导性的居住形态。而这种散居状态，在诸多方面影响乃至制约了南方地区的社会关系与组织方式的形成与发展，甚至关系到各地区人群对待王朝国家的态度及应对方式，乃至人们的生活习俗与心理状态。
    （二）抉择
    “抉择”不仅是指从潜在的可能性中选定一种或几种可能性，将之付诸实现，还潜含着所作出的选择是对传统与现实的一种替代或突破。在固有文化传统与制度范围之内所作出的选择，仍属于“适应”的范畴，因为选项是由文化传统与制度给定的；而文化传统与制度则主要是“适应”的结果，此类选择也主要是对文化传统与制度的“适应”。在几乎所有社会中，取得成功的往往不是“循规蹈矩”的人，而是那些突破或违背固有文化传统与制度、“不择手段”地追逐利己利益与权力的人；而当其采用的“手段”被证明为有效之后，就成为更多的人争相学习的“抉择”，这种抉择遂被视为一种“文化创造”，被纳入社会及其文化传统之中，传承下去。因此，所谓“抉择”，主要是指运用勇气、智慧及偶然性，在固有文化传统与制度之外，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将这种方法作为“正确的”或“有效的”方法传承给下一代。
    《汉书·西域传》记塔里木盆地边缘除“土著”的城郭诸国之外，尚有诸多“随畜逐水草”的“行国”。这些行国虽然以畜牧为主，“不田作”，但往往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之外寻求辅助性生产资源以为补充。如躇羌，即“仰鄯善、且末谷”，大抵通过交换方式，从鄯善、且末获取粮食。鄯善本身产粮并不充足，“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颜师古注云：“寄于它国种田，又籴旁国之谷也。”显然，贸易是这些“行国”获取粮食的主要手段。蒲犁国寄田莎车，依耐国寄田疏勒、莎车，山国“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则寄田旁国是获取粮食的另一种选择。（29）贸易与寄田旁国促进了绿洲国家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为包括若干绿洲在内的区域性政权之形成奠定了基础。公元1世纪以后，塔里木盆地边缘相继形成了鄯善、于阗、车师、焉耆、龟兹、疏勒等包括若干绿洲的区域性国家，应当就是绿洲国家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断加强的结果。质言之，如果说单一绿洲的绿洲国家比较“适应”沙漠-绿洲环境的话，那么，囊括数个绿洲的区域性政权则基本可视为某一绿洲国家主动“抉择”的结果。
    同样，统治广大高寒、各区域间联系十分困难的青藏高原的统一王国的形成，也主要是一种“抉择”。高寒的环境，崎岖艰难的交通条件，分散、孤立的经济生活形态，造成了青藏高原各地区之间的孤立与封闭。因此，对高原生存环境的“适应”，更可能形成一些分立的区域性政权，而不是统治青藏高原全部的统一王国。公元7世纪前期，从雅砻谷地崛起的雅砻悉补野家族先后征服了西藏南部和中部地区，又将苏毗、大小羊同、白兰、阿豺（吐谷浑）等部族置于统治之下，从而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吐蕃王朝。在吐蕃王朝的形成与统治过程中，军事征服与政治控制固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盟誓的意义也绝不可忽视。《新唐书·吐蕃传》云：“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五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者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在赞普及其大臣之间举行盟誓仪式的做法，暗示通过盟誓以组成联盟、并进而建立起统一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地区、部落首领们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