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难民问题到分治决议的通过和反复：美国国内力量的角逐
    面对二战后的欧洲犹太难民问题，杜鲁门首先派英美难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美方代表迪安·厄尔·哈里森去欧洲调查难民问题。在读过哈里森提交的报告之后，杜鲁门称它是“一份令人伤感的文件，不能允许继续发生它所描述的悲剧”[9]（P64）。1945年8月31日，在没有同国务院商量的情况下，杜鲁门给英国首相艾德礼去信，要求英国允许尽可能多的难民进入巴勒斯坦，并把哈里森建议接纳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报告附在信后，所以实质上是要求艾德礼向10万犹太人敞开巴勒斯坦的大门[3]（vol.1,P279-81）。
    1946年4月20日，英美巴勒斯坦调查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欧洲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建议立即接纳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杜鲁门总统随后在4月30日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3]（vol.2,P145,190）。杜鲁门的立场是与美国普通民众的态度是相吻合的[5]（P17）。
    随后在10月4日，犹太教的赎罪日，杜鲁门发表了一个总统声明，呼吁立即向巴勒斯坦进行大规模移民，并承诺美国政府准备立即给予援助[3]（vol.2,P267-8）。
    《赎罪日声明》是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而进行的政治和外交斗争中的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美国总统开始正式地支持一个“切实的犹太国家”[9]（P70）。这样，美国国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活动、公众舆论和杜鲁门自身对犹太人苦难的同情以及国内政治的考虑导致了杜鲁门在难民和分治问题上对犹太人的支持，也基本决定了以后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1947年10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表明他们集体反对分治方案，国务卿马歇尔也同样敦促总统不要支持多数派建议[9]（P104），但是杜鲁门还是下令美国代表在10月11日的联大上宣布支持分治方案[10]（P47）。而1947年10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高达65％的被调查者支持分治，反对分治的人仅占10％[5]（P18,表2-1）。
    在分治决议即将表决的前夕，有关政府部门仍然反对支持分治。1947年10月20日，国务院、陆军、海军和空军情报部门联合准备了一份名为“巴勒斯坦当前的局势”的文件，指出如果联大通过分治决议，将最终会导致阿犹战争，而美国公众对犹太人的同情将可能迫使美国采取一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这不仅会损害美国在中东的声誉，而且美国的战略利益将会由于整个地区的不稳定而受到威胁[11]（P99）。1947年11月28日，这几个部门准备的名为“分治决议的后果”的文件进一步指出，在阿犹战争的情况下，除了苏联会从中渔利之外，美国由于对分治方案的支持而遭到损害的声誉也会再一次遭到重创，并使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石油和商业利益受到损害[11]（P119-20）。11月24日，负责近东和非洲事务的国务院官员洛伊·亨德森撰写了一份强烈反对分治的备忘录，提出为了避免卷入到一场国际困境当中去，美国应该谨慎对待将导致美国派兵的方案[12]（1947,P1281-82）。可以看出，这些部门之所以反对分治，一是防范苏联对中东的渗透，二是认为支持分治和美国军队被迫卷入冲突将会损害美国的中东利益。
    而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们也对政府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据统计，针对白宫的通讯（包括电报、信件等等）在第三季度有6.5万次，第四季度有7万次[10]（P50）。深受杜鲁门敬重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钱姆·魏茨曼博士在11月25日给杜鲁门总统去电报，请求杜鲁门总统进行干预，影响在联合国投弃权票的代表团[13]（P369）。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也建议杜鲁门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事业，认为这一举措可以赢得犹太人和自由主义者的支持[10]（P49）。
    在政策考量中，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再次没有得到采纳，在美国的积极活动下，11月29日，联大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但是决议通过以后的现实情况给了执行部门的官员们改变杜鲁门巴勒斯坦政策的可能性。分治决议通过以后，英国拒绝与根据分治决议成立的联合国委员会合作，并宣布它将在1948年5月14日之前撤出它的10万军队和警察。而阿犹双方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阻止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敌对行动的方式之一就是武装干预。如果使用武装力量的话，那么作为分治方案主要倡议者的美国、苏联就必须提供军队，这将给苏联提供插足中东的机会。而此时美国民众普遍反对出兵干预。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2月17日，杜鲁门总统告诉克拉克·克利福德说，他已经“做了除动员军队之外所有的事情”来表达他对分治的支持，但他“并不想派兵”[9]（P111）。而国务院在2月末组织了一系列的民意测验，这些测验表明美国公众对分治的支持率已经从1947年11月的65％下降到了38％[14]。这一切都为国务院把美国的立场从支持分治变为支持托管提供了契机。
    早在1948年1月26日，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就向时任国务院特别事务部主任的迪安·腊斯克递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提出了改变美国在联大中正在执行的巴勒斯坦政策的初步构想[13]（P5-10）。对即将发生的改变，美国国务院取得了杜鲁门的事先同意。但是这种同意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在一份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训令中，杜鲁门写道：“我原则上同意这一基本立场。但是我想明确的是，不可以向安理会提交任何这样的东西，即可以被解释为是从我们在联大会议所持（分治）立场上后退的东西。”[10]（P59） 很明显杜鲁门认为这种改变是一种修补或完善，而不是推翻美国的分治立场，事态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推测。
    1948年2月24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把安理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权限解释为禁止使用武力[12]（1948,vol.5,P651-4），从而消除了美国军队承担任何责任的可能性。这一行动成为美国政策从分治到托管转变的一座重要桥梁。接着在3月19日，奥斯汀大使在安理会宣称现在由于无法以和平方式实施分治方案，因而“我们认为应该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下建立一种对巴勒斯坦的临时托管”，并立即召开一次联大特别会议，在会议召开之前终止实施分治方案[15]。
    很明显，声明发表的时间和具体内容没有经过杜鲁门总统的事先同意，而且也明显违背了杜鲁门对马歇尔的训令。这明显体现在杜鲁门3月20日的日记中：“今天早晨我发现国务院已经改变了我的巴勒斯坦政策。我竟然在报纸上才知道它！真见鬼了！现在我成了一个说谎者和骗子。”[16]
    奥斯汀的发言招致了美国国内的广泛批评。次日，以“美国改变了巴勒斯坦政策”、“愚蠢的行动”、“软弱”、“犹豫不决”、“美国失去了声誉”等为标题的文章充斥了美国的报刊[9]（P137-8）。而两党的政治家也对美国政策的转变进行了批评，30名共和党众议员要求立即对政策的改变进行国会调查，民主党国会议员塞勒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任何决定比美国所做的这个决定更加可耻。”[17]（P98）
    为了缓解压力，杜鲁门总统在3月2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一份总统声明，声明：“所建议的托管并不是分治方案的一种替代，而是一种努力，是为了填补5月15日委任统治结束后所产生的真空。”[1]（P71）
    可以认为，杜鲁门总统并没有改变支持分治的立场，由于他已决定不向巴勒斯坦派兵，在巴勒斯坦出现严峻形势的情况下，如他所说，托管建议仅仅是一种缓和局势的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