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看“疑古”和“释古”。
    冯友兰认为：“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功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功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只作此两级（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其间无所谓孰轻孰重。”[11]（P1）这段话表达了两个意思：一，疑古做的是审查史料的工作，释古做的是将史料融会贯通的工作；二，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并无轻重之分。疑古与释古，同为现代史学建立的基本内容，因疑而释，为释而疑，目的都是为了建立真实可信的中国古史。不过，由此将疑古的工作相对于“信古派”和“释古派”而称之为“疑古派”，顾颉刚本人却并不赞同。
    从顾颉刚写的《顾颉刚自传》[12]、《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等文章中可以看到，他的不同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当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者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疑古同样是相信真古才对伪古进行怀疑的，疑古并不能成为没有“信的标准”的一派。二是不同意“《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的说法，“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旧史，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的，将来还得考，例如‘今古文问题’。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年，又哪里说得上‘过去’。”如果把这两点联系到一起来看，可以认为，由于“古史辨”学说与以前的疑古辨伪在观点、目的和方法上的不同，所以它与以前的疑古辨伪有着极大的差别，对于历史上的史事和史书的怀疑和考证当然还将继续，但应当是沿着顾颉刚所开始的、为了求得真实而“斩除思想上的荆棘”的路子发展下去。
    我认为，顾颉刚疑古学说给予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影响最大的是史学观念上的更新。此种观念上的更新，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运用新的历史观念进行古史研究。顾颉刚以求真为目的，以历史真实为标准，以进化史观为理论依据，彻底抛开了崔述等人赖以疑古考信的最后的标准，也是阻碍传统的疑古辨伪取得根本性突破的最后屏障--儒家经典的束缚。他的疑古学说是建立在历史进化观念的基础上的。第二，顾颉刚疑古学说所导致的史学观念的变化。史学观念上的变革的具体内容，即如顾颉刚自己所特别强调的：“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3]（P13）几十年后，他仍然总结重申了同样的意思：“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14]（P28）这反映于内容上是在古史范围内，而于观念上则波及整个历史研究领域。在顾颉刚看来，历史不是教条、不是信仰，仅是客观的历史存在。研究历史不为政治、不为致用，只是科学的、求真的工作。疑古学说所带来的史学观念的更新，使中国史学有可能“斩除思想上的荆棘”，打破了长期以来被奉若经典而不可触动的圣贤之言，为重建可信的中国古史开辟了道路，促使中国史学走出旧史学的窠臼，迈出了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实实在在的一步。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像古史辨这样的运动，带来的影响并不只是对个别的几件史事看法的改变，而是巨大观念的转变。”[5]（P296）
    “古史辨”派作为五四时期所出现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所成就的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于史学史上，但是从逻辑上言之，疑古是与释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疑古是由疑而信、因信而疑，都是以建立真实的、可信的中华民族的信史为目标。把握住“疑古”与“释古”两种治学路数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认识顾颉刚在五四时期学术思想的特征及其以后的学术趋向很有帮助。他在50年代以后转向“建设古史”的方向何以显得很自然，正是因为他在提出疑古学说之时，就已经把“疑古”和“建设真实的古史”的更远大的目标明确地联系到了一起，此即他在著名的《古史辨·自序》中所说：“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16]（P51）但他“毕竟出于专长及兴趣所在（先生早年对其祖父的文字学书籍便未感兴味，祖父终日钩模古铭、椎拓古器的工作从未引起他模仿的热忱），主要还是在载记上致力，对于地下的发掘只是利用其成果而已。”[17]（P59-60）疑古、释古作为发端于五四时期的史学思潮，此后便成为贯穿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疑古和释古是20世纪的古史研究的一个有机整体，探索中国古史的真相是我们的一个无止境的努力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正如顾颉刚自己所说：“《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
    正因为如此，40年代以后，在对当时的史学流派的划分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周予同将泥古、疑古、考古、释古4派之说，改为史观和史料两大派；钱穆提出了传统（记诵）、革新（宣传）、科学（考订）三派说；齐思和提出了掌故派和社会史观派。这表明，一方面，中国现代史学自五四时期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在回顾这段内容丰富的史学发展过程时，已经不再局限于曾经变化最大、争论最烈的古史研究领域，而是将目光扩至中国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力图从总体上加以总结和概括；另一方面，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疑古学说及其所带来的史学观念的转变即融于中国史学转型的总的趋势之中，疑古学说的积极作用在现代中国史家的疑古、释古、考古的努力中得到了综合的体现。同时，对史学流派的划分的变化，也与3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崛起，并对中国史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顾颉刚在五四时期所提出的疑古学说，通过由此而引发的古史大辩论，深入地促成了史学观念的更新，其影响力在史学转型的过程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也是顾颉刚疑古学说在学术上的最重要的贡献。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对信古、疑古、释古的概括和阐释，更多地是反映了20年代前后这一时期的古史研究的特征。并且，对“信古”派的成员及其主张应具体分析，而对“疑古”、“释古”或“考古”诸派别则应放在更长时期的学术背景中来看待和认识。无论如何，顾颉刚等人对旧的、不可信的古史系统的怀疑和否定，为重建真实的古史系统开辟了道路，也是对史学求真、史学科学化进程的有力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