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还进一步阐述了杰斐逊是如何将他的民主思想付诸实施的。杰斐逊任总统时，其施政方针以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为依据。他为建立理想的小农共和国实行了改革，精兵简政，抑富扶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美国的民主制度。他用和平手段收购了路易斯安那，使美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为美国的“西进运动”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为弘扬道德做了大量工作。作者总结了杰斐逊的一生，指出：他“是一位集杰出的思想家、杰出的学者、杰出的政治家和杰出的身体力行的道德家于一身的稀世伟人。”③
    除了杰斐逊外，刘先生对另外两个美国历史人物林肯和道格拉斯也格外青睐，他有6篇文章涉及到林肯。④刘先生纠正自己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形成的一些否定性的观点，独辟蹊径，从林肯的个人性格和品德出发，专门论述他的政治家风范，将林肯写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指出，林肯的高尚品德和政治家风范，使他能够听取和接受人民的批评和意见，顺应历史潮流，顾全大局，勇于改正错误，做出解放黑人奴隶的历史性决定，并颁布《宅地法》，进行军事改革，从而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也确立了他的历史伟人地位。此外，刘先生还为在国内学术界因极“左”思想影响而长期遭到否定的美国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翻案，客观地对其一生做出评价：“他的前半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黑人解放斗争上面，他代表美国数百万被压迫的黑人奴隶及自由黑人的利益，为黑人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⑤
    刘先生不但喜爱美国的历史人物，而且对美国的两次革命也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对于独立战争，以往的研究偏重于对英斗争和政治、经济领域，而忽视了内部的民主改革。刘先生在其专著《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及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世界史·近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及相关论文中⑥，弥补了这一不足，突出了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他指出：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国内也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在政治上，通过了民主的州宪法及全国宪法，在全国宪法中增加了《权利法案》，扩大了选举权，在一些州实行了宗教自由和教育改革；在经济上，废除了契约奴制、半封建的大土地制，在北方和中部各州废除了奴隶制度，在西北地区禁止奴隶制。他得出结论认为：美国革命的特点是温和的、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在美国内战史的研究中，他力图突破前苏联和极“左”思想的影响，尽量避免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大量使用英文资料，他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研究林肯的文章外，他还论述了南方黑人的土地问题、废奴运动、《宅地法》、武装黑人等与内战有关的许多重大问题。⑦在专著《美国内战史》中，他不但注重写历史人物，“通过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乃至个性，去再现历史事件及过程”，还“着重写黑人的血泪史，不但写黑人在南部奴隶制度下的悲哀和所受的苦难，而且也写黑人英勇斗争的事迹及解放后的欢乐和失望。”⑧他坚持实事求是，将美国历史上这场影响深远的内战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介绍了当时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情况。
    刘先生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关于美国政治体制的研究。他的贡献在于论证了北美殖民地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民主因素。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是一个黑暗的专制社会，充斥着民族压迫、宗教专政、阶级剥削、契约奴和黑人奴隶制度。刘先生认为北美存在着大量的民主因素，包括：由于对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不严，因此绝大多数白人居民拥有选举权；按人口和选区确定议院席位的代表制具有一定的公正性；由选举产生议会；无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人们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绝大部分重要官员和议员是选举产生的，以及地方自治。他还特别阐述了北美的议会制度，分析和论述了北美议会的起源、形成、特点及其历史意义。刘先生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北美存在的这些民主因素有利于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为独立战争及其后的美国政治制度建设铺平了道路。⑨
    刘先生学贯中西，有着深厚的中国古文字和历史的功底。因此先生的作品文字简洁，文笔生动优美。如在写杰斐逊时，作者使用了许多中国的古代成语、古人古事来对比和描述杰斐逊。他把杰斐逊比作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子产、诸葛亮、文天祥和方孝孺，他们的行为、思想和业绩都体现了孔子所提倡的“仁”字。另外，刘先生是把杰斐逊作为一个“人”来写的。他详细描写传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但生动具体，有血有肉，凸现出传主的个性特点，而且使读者读起来如面对其人，身临其境。
    刘先生的美国史研究得到学术界的好评。《美国内战史》被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杰斐逊传》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国家教委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等奖。《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⑩一文被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中国的历史研究》上（11）。1981年美国的《弗吉尼亚评论》（12）发表了美国学者对该文的评论，称“中国人发现了杰斐逊”。该文获得《历史研究》优秀论文奖。
    三
    刘先生一生品德高尚。他认为人生在世不能碌碌无为，应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应该对国家对人民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和历史学家，更应该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历史教学和著述，介绍国内外尤其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为借鉴，使人民从历史中得到启迪，摆脱愚昧。这样就可以使中国走上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现代化之路。
    刘先生“做学问看成是自己的身家性命”。（13）他读书、写作，不论节假日，从不间断。他淡泊物质享受，生活俭朴，追求“精神上的幸福。”
    刘先生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他常以《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自勉。他无论做何事，一旦选定目标，就会一直坚持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1957年以后，他有4年多时间不能上讲台，但他在白天劳动之后，晚上就埋头在书本之中，只有这时他才忘记肉体上的劳累和精神上的痛苦。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他又饱受红卫兵的批斗、殴打和抄家，但他的科研工作一天都没停止。有时他人在批斗大会上站着，头脑中仍在考虑着学术上的问题。在厨房劳动时，他曾经利用午休时间，将伊尔文的《见闻录》译了十几万字。他写作《美国内战史》时，正是他在政治上遭受打击最严重的时期。他以惊人的毅力四处搜集图书资料，几次自费到北京图书馆抄写材料，有一次连抄了25天材料。当他费尽几年心血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手稿时，手稿却被红卫兵抄走了。他不灰心，从头再写，又用了3年时间才将这部近50万字的著作写了出来。
    刘先生十分注重“史德”。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教育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他治学严谨，写文章一丝不苟，反对写作中的投机取巧、粗制滥造。
    刘先生虽已辞世，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和崇高品德，将永远是我国世界史和美国史学界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