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神话是关于文明起源的种种传说。世界各国的神话大同小异，都围绕天地生成、社会产生、国家出现、王权确立等内容展开。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是以“帝纪”与“旧辞”① 两部日本最早的史书为材料编辑写成的，被认为是日本现存的完整的最古史书。② 也正是这两部著作，给日本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即为他们反复论证日本民族在空间地理上的一脉相承与时间上的历史连续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是编辑两部著作的主要倡导者，其编辑主旨在于阐述日本民族的起源、国家的形成、天皇的由来等。天武天皇当政时是进一步完善氏制律令国家的历史时期，当时日本在表层上对大唐文物制度的移植与模仿已基本完成。但是，为了让其在日本生根并本土化，在思想上却返回上古寻找精神根源。不言而喻，《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是带着政治任务诞生的。
    一“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
    根据《古事记》的序文记载，它成书主要由于天武天皇鉴于“诸家之所赍，帝纪和本辞，既违正实，多加虚伪。当今之时，不改其失，未经几年，其旨欲灭，斯乃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欲“削伪定实”，于是“敕语”一个叫稗田阿礼的舍人（曾经跟随天武天皇夺取天下的亲信），“令诵习帝皇日继，及先代旧辞”。由于“运移世异，未行其事”。直至元明天皇（707-715年在位）执政时，命令当时的文学家太安万侣“撰录稗田阿礼所诵之敕语旧辞”③，于和铜五年成书。
    根据学者们推断，《古事记》赖以成书的基础材料《帝纪》与《旧辞》大约完成于6世纪。当时天皇的统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大和，而是遍及日本全国。在内容上两部著作自然地围绕着王权神话而展开，并进而成为《古事记》神代卷的主要内容。公元7世纪，与天皇的王权并存的地方豪族势力异常活跃，各种势力都根据自己所求对《帝纪》与《旧辞》进行删改，因而天武天皇决心重修《帝纪》与《旧辞》以阐述国家的“经纬”与王权的“根基”。今天见诸《古事记》的神话、传说和皇室系谱等，是以当时的国家政策与政治思想为指导编辑的。
    《古事记》成书8年后，30卷的《日本书纪》完成。《日本书纪》也是在天武天皇的授意下编写，依据的材料也是《帝纪》与《旧辞》，编撰的主体是以舍人亲王（天武天皇的皇子）为首的一批贵族。和《古事记》相比，国家历史的性质十分浓厚。
    针对这两部著作，学者们认识程度不同，厚此薄彼现象非常普遍。本居宣长重《古事记》而轻《日本书纪》，撰写了44卷本的《古事记传》，认为《古事记》是意、事、言三者相应的最古最好的史书。但是，中泽见明的《古事记论》（雄山阁，1929年）则认为，《古事记》是平安时代初期（9世纪二三十年代）京都一些神社神官的伪作。随着太安万侣墓及其墓志铭被挖掘出来，伪书说已经难以成立。河村秀根（1723-1792）、河村益根（1756-1819）父子（江户时代中期的国学家）用60年的时间对《日本书纪》进行校订，完成了30卷本的《书纪集解》。
    关于两部著作孰轻孰重，不是本文讨论的核心。从成书意向来看，它们的的确确肩负着时代所赋予的政治使命。尤其是两部著作极为相似的“神代卷”部分，几经传承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可以认为，《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成书，标志天武天皇的“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这一政治目的达成。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也完成了“神话与历史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在历史教育中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
    天武天皇诏令编撰史书，在“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的政治意义上将神话与历史结合起来。明治三四十年代以后，为了寻找维护国家秩序的历史根源，明治思想家们再次复活了《古事记》，完成了第二次神话与历史的结合。石田一良指出：“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潮流中，《古事记》在天武天皇与明治天皇即白凤与明治相隔时间久远的两个时代，具有国家的性格。”④ 这两次所谓神话与历史结合的共性都是在大规模吸收他民族先进文化之后发生的，一次是在吸收中国唐代律令制之后，另一次是大规模吸收欧美文化之后，都带有寻根的政治意义。
    二战结束后，在国际和平主义呼声高涨以及美军的占领下，明目张胆地复活神话并用以解释日本历史已经不再可能，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将神话与历史剥离开来。但是，在战后国民主权论与国体保护论妥协的“象征天皇制”被保留下来以后，日本人仍在寻求心灵的归属。这一次他们找到的出路是将“神话”与“经济”结合起来，其表现为三次经济景气都选用记纪神话中的概念来命名--“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和“伊奘诺景气”。经济上的行为也是政治上的心理暗示，可见记纪神话在战后仍在发挥作用。日本思想家利用记纪神话的实用性为日本的政治体制服务。不仅如此，记纪神话故事的内容也富有政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