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族的群体为生存混居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促进了语言和文化的融会。
    东部地中海地区早期历史上起主要作用的是两个语系：其一是Hamita- Semite（or Afro-Asian），中文名称哈米特-塞姆语（闪语）或者亚非语；其二是印欧语系或者叫Indo-Hittite（印度赫梯语系）。印欧语包括European（欧语），主要是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和Eurasian（亚欧混合语），主要是斯拉夫语、梵文、波斯语。亚非语包括五个分支：闪语、古埃及语、北非土语（Berber）、古希底语（Gushitic）、查德语（Chadic）、豪撒语（Hausa， 苏丹一带黑人语言）。两大语系中，主要是亚非语。其中以闪语为主。
    闪语按地区、民族、语言标准综合分析，可以分为：1.东北部闪语，包括阿卡德语、巴比伦语。2.西北部闪语，其中主要是两支：其一是Cananitic（伽南语），包括《旧经》希伯来语，还有腓尼基语。其二是Aramaic （阿拉米语）及古叙利亚语和亚那尼亚语（Anamaean）。
    在这个广大的地区，在近三千年的历史演化中，两大语系以及两大语系内的各种分支之间都有互相吸收、互相影响的痕迹。同属亚非语的古埃及语同闪语有亲缘关系。印欧语系在西亚也经历了一个融汇的过程。前后形成三个共同的语根（词根）：分别为Nasi-（Hittite），Lu（w）i－（统称luwian），Pala-（迄今不明的小亚一支土语）。⑥
    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的融汇说明东部地中海之家正在形成。然而语言的融汇依赖说话人的交往，而人的交往的广度在古代主要依赖于马匹和河流。马匹与河流对古代社会和生态文化起重大作用。谁先学会利用奔马，谁就率先成为游牧民族，入主农业文化区。谁先学会利用河流与海湾，谁就拥有海上通道的制控权。考古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两河流域的居民早就学会将羊皮袋缝在一起，上涂沥青用作航行工具，少则十多张，多则一百多张。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的圆柱印章就绘有简单的船舶。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上就有纸莎草船，尔后又有木船。埃及人当时就懂得渡海到现今的黎巴嫩采伐优质木料造船。公元前两千纪中王国和新王国强盛时代，埃及一直与亚述、叙利亚争夺海上通道，曾一度控制了今日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一带。希腊在地中海的出场，先是西亚人从海上移居克里特岛，尔后靠马背从高加索南下两支雅利安人。前期克里特文明和沿海的史前文化是西亚移民和土著居民佩拉司吉人创造的。出土文物、线形文字A属于西亚的语系， 自今还无法读解。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亚该亚人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了以迈锡尼地区为主的迈锡尼文明，这才是真正的希腊人的创造。第一代希腊人即亚该亚人，在公元前两千纪初（约公元前1800年前后）进入克里特半岛。二次大战后由文特里斯（Ventris）读解线形文字B，证明是希腊人的文字。由亚该亚人发动的特洛伊战争前后共10年，约公元前1183年以特洛伊被毁而告终。⑦ 但是，希腊并没有因此而崛起，原因是另一支雅利安种族的多立斯人，从高加索山区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将亚该亚人赶到海边和丘陵地阿堤卡。希腊进入三百多年的所谓“黑暗时期”。我参加撰稿的《希腊哲学史》第1卷绪论，沿用西方学者的说法， 认为是游牧民族多立斯人破坏了发达的迈锡尼文明。现在，我们有根据补充和修正传统的说法。迈锡尼的物质文化产品多被破坏。但是非物质文化还是由亚该亚人传承了下来。线形文字B、民间神话传说，都是后来希腊文化的重要资源。 迈锡尼文化从总体上说是中断了，其原因不仅是外力的摧残。迈锡尼文明自身的脆弱是经不起挫折的内在根据。多立斯人进入希腊后之所以出现三百多年的“黑暗”，根本原因是游牧和农业不像在广阔富饶的西亚，在希腊半岛根本没有施展的可能。他们都分立而居，多年不变。因而在古代生态对文化起关键作用的条件下，这里不可能生长出辉煌的农业生态型文化。
    出路还是海上。退居海边和阿堤卡的亚该亚人，利用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小岛同对岸小亚细亚人交往。生态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利用，取决于人类生产和认识的发展。亚该亚人、多立斯人都不屑顾及阿堤卡，直奔伯罗奔尼撒，因为当时无人识宝。阿堤卡满山遍野长满葡萄和橄榄。那里的泥土是天然的制陶的上乘质料。多立斯人看作障碍骏马疾驰的奇形怪石，原来是远比两河流域黏土优异的花岗岩。仅当亚该亚人从事海上贸易，从西亚学得知识与技艺之后，雅典所在的阿堤卡才成为又一个“伊甸园”。于是西亚的酒神成了希腊人的狄奥尼索斯，小亚细亚榨油机在阿堤卡遍地开花。用阿堤卡的优质土烧制的各种陶器盛满橄榄油、葡萄酒运往地中海沿岸。源自西亚的建筑和雕塑技术，如今可以大展宏图。难怪亚里士多德谈到质料与形式时，总喜欢举雕刻和建筑为例。阿堤卡还有纯度最高的储藏量多而又易于开采的银矿。雅典的银币后来成了各国各地爱不释手的世界货币。这样，以开放型工商经济为基础的亚该亚人和以分散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多立斯人，在城邦制上找到了契合点。于是从公元前9世纪末， 希腊人走出了“黑暗时代”，进入城邦制与对外殖民的时代。西亚和埃及从城邦走向中央集权的帝国。相反，在地中海北岸，也就是后来称为欧洲的地域，形成了同地中海东部文化相关但又有鲜明特色的城邦制民主制文明。当然制度文明仅仅是文化的一个层面，一个方面。希腊人以城邦为荣，但并不以民主制为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相当一批哲学家和城邦治理者把民主政制看作三种“缺失”（Previation）政体之一。希腊文化、希腊民族精神的内核是政制背后的德性伦理和政治理念，以及深层次的希腊人的身心追求和价值观念。他们既崇尚体育，又追求智慧；既创造了公元前776年开始，4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又创造了学科形态的哲学和具体科学，还有那陶冶情操的史诗、悲剧、喜剧、抒情诗、宴会诗、颂歌以及雕刻与建筑。这才是希腊文化的特色和精华，也是它源自西亚和埃及又高出“老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