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持魏晋封建论的另一位著名学者何兹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运用唯物史观致力于汉至隋唐的社会史和中古社会的寺院经济研究，既是“食货派”成员又有史语所背景。1950年秋何兹全从美国回国，以“副教授”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继续坚持其魏晋封建说，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他从四个方面（一、从交换经济到自然经济；二、从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三、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从民流到地著）来讲魏晋时期社会经济变化问题，“让史料说话，用材料说明这四方面的变化”，“魏晋封建说就有了坚实的说话的经济基础了”。（26）何兹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史料研究问题、阐释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前后具有一贯性的特点，与“食货派”时期不同的是，他是从一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学者发展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过长时间的磨砺与思考，他晚年更加确认，“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仍然是观察社会历史最科学、最有力的理论”。（27）
    张政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此后在史语所工作十年，于甲骨、金文、陶文、碑刻、通俗小说等许多领域发表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66年以后专任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政烺在学术界以学识渊博、精通文献典籍和地下出土史料、记忆力惊人、学品人品俱佳著称，他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领域内，都有突出贡献。“约在上世纪30年代，先生（指张政烺--引者）从郭沫若的著作中获得了不少启发，使得他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又接受了新的史学方法和观点。主要是开始拓宽研究的对象，从农业技术、土地制度到政治社会结构、他都花工夫去钻研，而古代社会经济这方面都是他以前的学者所不大重视的，尤其在解放后，努力阅读不少马、恩的著作，对古史有了更多新的理解。”（28）如在古史分期讨论中，他以自己在甲骨文和古文字方面的专门知识，对商代农业生产中的“众”作了长时期的专门考察，并由此延伸，讲清了商代农业生产从开荒到治理农田的全过程，“张先生细致、深入的微观考察，为从宏观上把握商代社会形态，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回过头来看，和那些空对空的理论争辩相比，这种务实的考察，似乎更为有益”。（29）张政烺的学术研究轨迹表明，他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而拓宽了自己在史学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同时他的研究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微观考索、史料依据等方面作出了切实的推进和贡献。
    童书业在新中国建立前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从“古史辨派”的一员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经历另有其典型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文章中表示：“我们对于唯物史观是相当承认的，对于唯物史观者研究历史的成绩也是相当钦佩的”（30），“郭沫若的研究古代社会，张荫麟、齐思和等的研究西周以及春秋时期的社会制度，也都很有贡献，他们所用也多是科学方法，所以能有相当的成绩”。（31）童书业在1946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曾表示：“我个人受这个新潮流的激荡，最近的兴趣也移向通史理论的寻求。”（32）已有学者评价说：“在科研上，丕绳教授在解放前‘去伪存真’的考证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开始从缜密的考证中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用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合理的解释。”（33）近有论者进一步认为：“正是由于有前期思想的铺垫，童先生到山东大学任教后在学术研究上顺利地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他前期思想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发展，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过程，其中没有任何勉强俯就或刻意迎合的痕迹。与前期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他这时是以自觉、积极、主动的态度学习马列主义，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更加深刻，运用也更为娴熟。”（34）童书业在新中国建立后，很快发表有《试论对偶婚》、《中国封建制度的开端及其特征》、《论“亚细亚生产方法”》（35）等论文，成为从“旧史家”转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快、最明显的史家之一。由《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一文，引发了学术界自20世纪20年代对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之后的又一次讨论高潮。1951年2月5日顾颉刚在读过童书业对撰写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想法的信后写道：“丕绳博闻强记，运以深邃之思，此函所述，玄珠在握，一部中国史犹网之在纲矣……丕绳心志不纷，历史智识已极丰富，近年又得史观理法，一经贯穿，遂能道人所不能道，使人昭若发矇。”（36）足见童书业学术路向转变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论者形容童书业“进入主流史学界速度之快，使用主流话语之娴熟，掌握主导历史观念之地道，真是无人能敌”。（37）这不仅是童书业深厚的学术素养与悟性所使然，也与他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对新的史学话语系统的真诚与执著、对学术事业的全身心投入等因素有关系。此后，童书业在古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工商业发展史、先秦思想史以及古史考证等多个研究领域都有重要学术创获。
    唐长孺在20世纪40年代治辽金元史已有突出成就，其治史风格以考证为主，亦受到文化史观的影响。他在1946年撰成的《唐兵书志笺证》得到陈寅恪的肯定并经其评审而被聘为教授。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唐长孺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38）“从属于进化论范畴的文化史观为主要内涵的旧时代学术传统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树立唯物史观，这是唐长孺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39）林甘泉说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唐长孺先生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结合，使唐先生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唐先生实证史学的功力很深厚，1949年之后，他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里并没有引经据典，但是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的影响，使得他的视野更开阔，或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唐先生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标签和装饰，是真正经过自己的思考融化。这就使得唐先生的著作具有比较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搞实证史学的，还是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都能从中获益”。（40）唐长孺在新中国建立后完成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959年）、《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1957年）等著作，不仅是他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权威性研究成果，而且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进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结晶。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等著作的确是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发生了“质的飞跃”的典型体现，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将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实践的有机结合，如论者评价：“凡研究每一论题，必广泛搜集和详尽占有资料，然后缜密考校，去伪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订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向，终究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41）1955年陈寅恪在写给唐长孺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唐长孺的史学研究成就：“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并谦称“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42）陈寅恪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为人所知，他对此期唐长孺学术成果的肯定，足以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