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早年在厦门大学和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历史学和社会学，年轻时经历过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深感论战中流于教条空泛的弊端，立志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史、中国商业资本史。傅衣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务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43）以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为标志开其端。1949年以后，傅衣凌的研究重点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等问题，从农村经济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重点放在明代的江南地区。他说：“对于后期封建经济的分析，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两者缺一不可。对前者主要看它新生的、发展的因素，而对后者主要看它迟滞的、落后的一面。”（44）。这里仍然要引用他所说过的话：“解放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后，我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强了。”（45）新中国建立后傅衣凌出版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等著作。傅衣凌及其弟子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和特点具有国际影响，形成了“傅衣凌学派”。
    三
    “中生代”史家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的转变，实非所列这些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意义的史家们如上述所表述的那样简单和顺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实际经历充满了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被批评和自我批评，被批判和自我批判等艰难、痛苦的过程。从1951年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到1952年秋在全国高校系统知识分子中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1954年到1955年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批判、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学术批判运动和随后的“史学革命”高潮等，“十七年”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绝大多数史家难逃厄运。包括“中生代”史家在内的新中国史家群体在这些运动中的遭遇和表现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各种困惑、委屈、不满。“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严重挫伤了史学工作者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积极性，并助长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错误倾向的滋长。”（46）但是在此期间“中生代”史家在历史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不仅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长足发展，也使他们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许多方面获得不同程度的改观。
    “中生代”史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史学主流转变的情况下，除了各自所关注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随之发生变化而导致自身学术研究处于转型中，正值展开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如“五朵金花”问题）以及几次大规模的史料整理项目的实施，都为他们提供了融入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机会。如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徐中舒、王仲荦、童书业、杨向奎、张政烺、何兹全、王玉哲、王毓铨等“中生代”史家都积极参与进去，王学典认为：“在‘五朵金花’讨论中……他们一般不直接卷入唇枪舌战、口诛笔伐的理论争辩，不做泛泛之论，而是多从具体研究和专门研究入手，力图为讨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史料基础，从而切实推进讨论的深入。他们的加入使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更加精细化和专门化，创造了通过考证去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的典范。”（47）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因“中生代”史家的投入而“更加精细化和专门化”，“中生代”史家因“五朵金花”的讨论而更加主动地融入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中。
    再看几次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的开展情况。1950年开始编辑整理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其中的《回民起义》（1952年出版）主编白寿彝、《鸦片战争》（1954年出版）主编齐思和、《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1955、1956年出版）主编邵循正、《辛亥革命》（1957年出版）主编柴德庚，“中生代”史家过半。“杨图”改绘工作的主持者是谭其骧。参与点校《二十四史》的学者中，包括白寿彝、王仲荦、唐长孺、刘节、柴德庚、刘乃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昇、傅乐焕、翁独健等，“中生代”史家占绝大多数。这些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属“体制内”的计划项目，即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组成部分，“中生代”史家既发挥了他们的专业长项，亦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中的生力军。
    因此，新中国建立后，以“中生代”史家的作为而言，已很快消弭了“史料派”和“史观派”之间的张力。“中生代”史家中的相当部分，经过不太长的时间，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又一批中坚力量，是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组成部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中的佼佼者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
    注释：
    ①1961年12月出刊的《中国史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史编写组编印）有《关于史学史的讨论》一文，文中说：“至于中国史学史古代部分如何分期的问题，大家同意基本上跟整个中国社会阶段的发展相照应，但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一般总要晚些。”
    ②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所谓“中生代”史家暂不包括那些年龄相近、但之前已经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家如华岗、尹达、李平心、吴泽、刘大年等人。
    ③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④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⑤《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昨在平成立》，见民国38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又见《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载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⑥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1951年9月29日《进步日报》。
    ⑦黄元起：《历史教学的目的、观点和方法》，《新史学通讯》创刊号，1951年1月。
    ⑧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⑨谭其骧：《谭其骧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⑩这里仅大致罗列部分高校的部分史家，有“挂一漏万”之缺憾。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在建所初期亦囊括了一批“中生代”史家，如贺昌群、王毓铨、谢国祯、胡厚宣、罗尔纲等。另如北京大学的向达、杨人梗等，复旦大学的周谷城、周予同、耿淡如、蔡尚思等，南开大学的郑天挺、雷海宗、谢国祯等，四川大学的蒙文通、徐中舒、缪钺等，山东大学的郑鹤生、陈同燮、张维华等，他们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前后出生，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处之学术地位、个人资历以及面临之境遇等，也与本文所谓“中生代”史家相同或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