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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重证据法”说开去(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文史哲》 宁可 参加讨论


    实物、文字、调查三者结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三者结合能促进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化和具体化,但也可能误导我们的历史认识。实物是历史最过硬的物证,然而对实物的解释却有赖于认识者的知识、科学技术水平和思维方式。有了实物不一定就能对它有科学的正确的认识。文字经过记述者的思维,是否真能反映真相很成问题,需要研究者对它进行判断。对现实社会中历史的方面的调查,也因为时间的剥蚀,原来的东西无法完全保留下来,并且往往不是原生的形态,而是次生的形态、萎缩扭曲的形态或衍生的形态,由此上推历史的原貌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这里,研究者的成果不仅要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总体的知识水平、技术水平、认识能力、认识方法,尤其要取决于他本身的品质、素养、研究目的、方向、知识水平、方法,乃至个性、心态等等。在这种主客观的交互作用下,认识主体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出现的情况也是各色各样的,不算弄虚作假、蓄意歪曲、捏造篡改之类,正打正着的不少,而歪打正着,正打歪着,打而不着,空打空着的也不少。如对浙江龙游石岩背村、黄山市屯溪区花山村地下石窟群的各种猜测,最大的可能就是石窟是为了凿取石材,但不见记载,而石材的去向也不清楚。其实目前最好的答案是,所有的猜测还不能证实,只有进一步的调查发掘③。再比如有名的阴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人们对其年代作出了种种推测,但目前还没有一种科学的方法能够确定它们的确切年代,种种说法就无非都是一种假说。
    想象力是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世界的动力,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最大优点。想象力并非凭空而来,即使是那些最离奇空幻的想象,也是建立在人的现有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及技术方法的基础上的。如果只停留在想象层面而不去深入探究落实,在探究中排除不正确的可能性,寻求真实的答案,那并不能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如果把想象当作真实的答案,那就更糟,认识还会倒退。科学上的假说其实也是一种想象,但一般来说,它还不是那种纯然虚幻的想象,总要有几分事实根据。如果因此以假设作为结论,那就不好了。胡适和傅斯年说过,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是很有道理的。然而,这样的拿想象当作真实的毛病,我们是时常会犯的。不仅是有意为之,即使是认真严肃的学者,也往往由于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而不免出现这种情况。
    也许是中国文化实用性特点所使然吧,中国古代诗歌往往是见物起兴,感事抒怀。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诗人具有丰富浓烈的历史感,好发思古之幽情。古今对应,古迹典故入诗很多,反映了一种将现实的和文献所载史事、人物联系起来的历史手法。不妨举两段我们熟知的诗词:
    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他在谪迁为黄州团练副使时写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里,故垒、赤壁是与由文献所知的周瑜、赤壁之战、火攻联系起来了。然而在这阕词里,苏轼的历史认识还是来自于文献,故垒、赤壁这类古迹,只是由头,而且全靠不住。--故垒,苏轼看来只看了一眼,没有调查与赤壁之战是否有关,至于三国周郎赤壁,则是“人道是”,即来自传闻。湖北中部的长江和汉水上有好几个赤壁,一说有五个。通常认为在赤壁市(蒲圻),但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赤壁之战在武昌西南长江上游右岸的石矶④,苏轼所游的赤壁则在武汉长江下游的黄冈城外,两处直线距离有一百多里,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于“人道是”这样的传闻,不去核实是不对的。如果苏轼轻信,是学风不慎密谨严,如果知道不对却还要用,那简直就近于弄虚作假了。但是作为诗人,这倒没有什么,《念奴娇·赤壁怀古》仍是一阕绝妙好词。好的诗人必须有学,学者也不妨兼作诗人。但是学术与艺术的差距也还是存在的:诗人不妨尽力驰骋他们的想象编造,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而对学者来说,再丰富的想象也需要落实到事实的大地上。
    再看一首杜牧的《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比苏轼好像更科学些,他简直是在做一次考古发掘,从沙中得到一个折断的戟头,自己磨洗清理认出是前朝(三国?)的东西(可能上边有铭记),这才引发他的历史感慨。然而,“东风不与周郎便”恐怕还不能从折戟上看出来,那是从文献上得到的历史知识,“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推断就更是如此了。
    杜牧的考古是亲临现场,自己动手,但把发掘地点选错了。杜牧终身行迹没有到过嘉鱼或蒲圻,自然无从在那里“发掘”。他曾几次由北方经汉水、长江往返江南,并曾出任黄州刺史一年多。大概跟苏轼一样,误听传闻,把黄冈赤壁当成三国赤壁战场了。这样,他的“考古”与文献的结合也就成为空谈了⑤。
    
    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那就是19世纪下半期轰动欧洲的德国考古学家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发掘⑥。其之所以轰动,是由于施利曼发掘了在欧洲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公元前9世纪希腊古诗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故事里的特洛伊古城。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但19世纪中叶欧洲学者对古希腊的有纪年、有当时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公元前776年。再往前就只有神话和传说。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可说是集这些神话和传说之大成。《伊利亚特》讲的是公元前12世纪(前1193)希腊各邦国攻打特洛伊城的故事。可19世纪欧洲的学者们认为那纯属虚构,既没有荷马,也没有特洛伊城乃至特洛伊战争。然而,一个12岁的德国孩子施利曼却相信那是真实的历史。他对他的小伙伴说,我要去找特洛伊和国王留下的珍宝。他家境贫寒,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当过学徒、店员、书记、船上的杂役,甚至一度求乞。但他发财的本事惊人,终于成了富翁,积累了发掘的资金。46岁的施利曼决定退出商务活动,全力以赴地去实现他寻找特洛伊城的梦想。他的语言学天赋使他学会了十几种文字。1856年,他用一个半月时间学会了现代希腊语,又过五个月已经精通了荷马所使用的古希腊文。
    1868年,他根据荷马的描写确定了特洛伊城位于土耳其小亚细亚濒临爱琴海的一个小山丘上。次年,他娶了一个在他看来像海伦一样美丽的希腊妻子。1870年起开始了发掘,妻子成了他忠实的助手。他从小丘顶部开了条大沟直至坡底。成百的工人熙来攘往,32500立方码的土石被移开。古城出现了,但不止一座,从最底层的还不知使用金属的石器时代遗址至最上层的希腊罗马作品中所传的波斯王泽西斯和亚历山大祭祀的地方,层层叠叠共有九层之多(施利曼当时认为是七层,今天知道有十几层),到底哪座城是特洛伊呢?在从下往上数的第二层、第三层之间,发现了焚烧的痕迹,残存着巨大的城墙和城门,荷马史诗片刻不离手的施利曼眼前出现了特洛伊城被焚的熊熊火光,这就是荷马描述的特洛伊城斯悉安门,美人海伦正是坐在那里看她的前夫墨涅加阿斯和拐走她的巴里斯王子单身相斗。他宣布:特洛伊城发现了!就在他准备在1873年6月15日结束工作的前一天,他在泥土里发现了金子。他遣走了工人,在摇摇欲坠的坍塌的古建筑石块下,用一把大刀以最快的速度挖掘这些财宝。他的妻子在旁用红披肩把挖出的金王冠、别针、链条、纽扣、耳环、金杯、金钱、手镯等等包起来搬到屋里,-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的宝藏找到了!特洛伊发掘达到了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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