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一代的“党内学者”中，能把“严肃的学者”与“热情的老布尔什维克”两种素质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并不算少，而华岗（1903-1972）则可能是其中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既是中共创业时期的职业革命家，又位列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同其他开国一代的许多著名“党内学者”均是学跨文史哲的通人型学者一样，华岗的研究也同时覆盖史学、文学和哲学①，在许多领域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有些具体贡献，因时代语境变迁而光环褪尽或已成为另一个时代的回忆，但从学术史上看，都不能不承认这些贡献所具有的不容轻忽的创始意义。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华岗的史学研究与郭沫若、范文澜和翦伯赞等主要在中国古代史领域耕耘不同，他的史学研究的重点始终集中在“中国革命史”范围内。
    华岗在史学界初露锋芒，并一举奠定自己在史学领域地位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以下简称《大革命史》），这是由历史的直接创造者所撰写的一部当代史名著。
    在“自序”中，华岗说自己起意编著《大革命史》，一是觉得“如果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为立场，把大革命的史料整理出来，一定可以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二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有人“不但不愿正确地去了解大革命的教训，而且还想一手推翻历史的事实”。这让华痛感“真确史实之流传，乃更有必要”②。三是华岗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和新的革命浪潮将要兴起之时，“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③。1930年3月，华岗完成初稿，次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店公开出版。此书出版后，深受中共重视，也广受普通读者欢迎，多次重印。赵俪生回忆说，《大革命史》成为当时进步青年入党参考的必读著作④。龚育之也认为《大革命史》“是解放战争期间在进步青年中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⑤。《大革命史》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而作者亲自参加大革命实践活动又为撰写此著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据说毛泽东后来称赞此书“是一部好书，收集了许多宝贵的材料”⑥。
    《大革命史》的写作，是当代人写当代史、革命家写革命史的典范，在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创制先例。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初步确立了大革命研究的体系。桂遵义说：“这是一部规模大、体系比较完整的大革命史研究专著，也是一部很好的中国革命史教材。……这部史著完全改变了资产阶级学者只叙述大革命经过的作法，而注意了大革命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社会基础、准备阶段、经验教训等各个纵横方面的研究，对大革命史从历史现象的真相到历史本质的真相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⑦“这部火与剑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版时，仍被廖盖隆誉为“到现在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⑧。此著出版后，被当时卷入社会史论战的人们视为“对中国史研究极有价值的书”，直接推动了这场论战⑨，并很快被翻译到了日本。
    与《大革命史》几乎齐名并产生相当影响力的华岗另一部著作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延安和重庆等地广泛而系统地开展了中国革命运动史研究，陆续出版过多种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史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华岗撰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初版时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两部著作。它们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广泛流行，同样成为进步青年喜爱的读物。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撰写于1939年，次年由上海鸡鸣书店出版发行。正如华岗在增订本“自序”中说，初稿是在抗日战争紧张期间，为了适应读者急切需要而产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借以鼓舞抗日战争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主抗战方针，反对中途妥协，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的覆辙”⑩。比较《大革命史》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如果说前者还只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项专题研究，后者则是一部关于近代中国革命史的通史性著作了。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确定了一条中国革命史叙事的基本线索，即以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为主线。全书以此为线索叙述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与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工人运动的发动--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这条中国革命史的基本线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它确定的上限看，它比张闻天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更具完整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研究中首次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不仅如此，华著还确定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基本对象。作者虽然明确指出：“本书的范围只是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解放的史实以忠实的记载和扼要的分析，指出这些运动的根源、特征和教训，以便对于当前抗战建国大业有所借镜和帮助。”但是，作者又意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是不能分离的，“如果没有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固然谈不上社会解放，可是归根到底说起来，如果没有社会解放的实现，也就不能最后消灭民族的压迫”。事实上，“这种民族革命斗争与社会解放运动互相影响与互相推动的事实，差不多充满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因此，作者说：“在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名义下，同时也记载了中国社会解放的斗争史迹，应该是不足为怪的。”（11）过去一些学者受意识形态的局限，研究中国革命史往往只限于资产阶级革命，而不研究农民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华岗的这一努力，无疑使中国革命的历史得到更全面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