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研究领域，华岗除开拓了对鲁迅的研究外，更重要的是他对文艺美学问题的深入探讨。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学问题引起国内文艺界、美学界、学术界广泛重视，掀起了一场美学大讨论。华岗此时身陷狱中，但还能有机会读书看报，他密切关注铁窗之外的这场美学问题讨论，尤其注意这场讨论提出的诸多理论问题，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下自己的思考，撰成《美学论要》一书。在书中，华岗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首先综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美学问题上历来的斗争，然后从“美的客观性、自然性和社会性”、“现实美与艺术美”、“艺术的特征”、“艺术中的典型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宇宙观和艺术创作”、“文艺批评”以及“美学基础和理想”等方面，深入而详尽地阐述了他对美学诸问题的看法。
    华岗首先对美的本质以及如何把握美的客观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就审美活动的特征和实质作了明确概括：第一，美是感性具体的，为人们的感官所能直接感受的；第二，美是富有表现力、富有内容和具有本质意义的；第三，美是始终表现由自然和社会所产生的人的内容。这些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就其单个本身来说，都不足以说明审美的实质，只有上述所有特征的总和才能说明（35）。华岗对美的这一概括和总结，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对反映论的坚定信念。
    华岗认为，艺术美是对现实美的反映，在人的生活和自然界中，自然美无处不在，艺术作品对于美的描写和塑造，是客观自然美的再现和加工，如果客观上不存在自然美，那么这种反映和加工就根本不可能进行（36）。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和源泉，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如果离开了现实生活的丰富源泉，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实美经过艺术家反映、再现和塑造，就成为艺术作品和艺术美（37）。不仅如此，华岗还注意到，现实美和艺术美虽然都能引起人们的美感，但它们所引起人的美感的精神反应是有差别的。“艺术并不局限于美，它还反映和再现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东西。因此，在艺术作品中，既有美好的东西，也有丑恶的东西，这就形成艺术作品中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也就是艺术作品中悲剧、喜剧、崇高和滑稽的现实基础。”艺术家把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东西加以典型化和审美化之后，使之成为美的事物的对立面，形成批判丑和否定丑的强大力量，而这样做正是为了表现美和肯定美，这就是艺术作品的美学意义（38）。
    在坚持文艺反映论的基础上，华岗对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以及“悲剧”和“喜剧”等文艺样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华岗看来，坚持认识的内容决定认识的形式，这是解决艺术内容和形式问题的出发点（39）。在坚持这一前提的同时，华岗还指出，人们应当把反映同现实、同所反映的对象区别开来。艺术对于现实现象的再现，不是镜子般的死板反映，而是复杂曲折和矛盾发展的创造过程，其中包含着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和评价（40）。
    悲剧和喜剧是美学的特性和范畴，也是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两种重要样式。华岗认为，文艺作品中的悲剧、喜剧和悲喜剧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悲剧直接肯定美，喜剧间接肯定美（41）。人们所以爱好艺术中的悲剧，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中悲剧事件的反映和再现，而且更概括、更集中、更典型。而“真正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悲剧艺术，不是以死亡和毁灭来威胁大家，不是叫人退却，不是叫人放弃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而是叫人把悲痛化为力量，为争取实现美好事物而奋斗（42）。
    值得注意的是，《美学论要》设专题讨论文艺批评问题。在华岗看来，文艺批评是文化批评的一部分，首先必须服从整个文化批评的规律和原则，正确的文艺批评能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否则，只会阻碍其发展。华岗认为，正确的文艺批评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许他已觉察出，“胡风事件”冤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没有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华岗痛感正确对待二者关系的重要。他说，文艺批评有自己特殊的批评和教育方法，“思想只能说服，不能强加。文化批评，按其本质来说，应该是真理的说服工作，可是现实常常阻碍这种神圣的说服。这种阻碍当然会使真理及其坚持者遭受种种迫害，但是，想用野蛮暴力来消灭真理或歪曲真理，终究是一种徒然的努力”（43）。华岗明确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而不是什么主观臆造的标尺，更不是什么统治者的‘圣旨’。利用政治权力强迫别人接受某种思想，或取缔和消灭异己思想，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也是毫无效果的蠢事。”（44）很明显，华岗对高层处理胡风文艺思想简单粗暴的方法是坚决反对的。正确的文艺批评，其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在他看来，应该是“文艺的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地构成艺术的统一体，抽去了其中的任何一方，他方即不能存在”。不过华岗也承认，“在政治和艺术的辩证关系中，政治内容和政治方向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文艺的本质”。但他同时又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作品，无论政治性怎样强烈，也是没有力量的。”（45）
    不仅如此，华岗还指出，科学的文艺批评，除“必须掌握文学艺术的特征和规律以及最基本的美学原理”外，还“必须具有伟大的胸怀，不仅要对作者负责，而且要对读者和社会负责”。文艺批评家“必须比艺术家和作家具备更多方面的社会知识、更有系统地对于社会生活的了解、更深刻地对于美学价值的判断能力，以便能够完成艺术家和作家为要实践自己的创作任务所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华岗强调：“文艺批评是严肃的论争和真理的说服工作，只能以论据和真理取胜，而辱骂、恐吓、造谣、诬陷等等则是荒谬和卑劣的行为。”（46）
    华岗没有因自己在政治上被诬陷而影响独立思考，这在“文革”之前学术越来越迁就政治，最后沦为政治婢女的语境中，表现出了可贵的学术品格。从著述内容看，华岗提出的许多观点至今仍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华岗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史上“应该有他的一页”（47）。时至今日，山东大学仍是全国文艺学研究的重镇，良有以也。
    华岗在史学和文学上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这也是他那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共同特点。而华岗所以能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这是由于他本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不仅如此，华岗还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华岗最先探讨的是历史哲学，其次则是一般哲学。
    在抗战初期，为批判日本秋泽修二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错误观点，华岗撰成《社会发展史纲》一书，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历史科学的诸多问题；第二章“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从第三章至第七章，华岗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几个社会形态分别阐述。华岗以人类社会发展史观代替社会进化史观，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看法。华著《社会发展史纲》是继蔡和森《社会进化史》（1924）、李达《现代社会学》（1926）、马哲民《社会进化史》和邓初民《社会进化史》（1931）等著作之后，第一部用“社会发展史”概念取代“社会进化史”概念的著作（48）。《社会发展史纲》表现了华岗对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思考，它既是一部社会史著作，更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与此前不久出版的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一起成为当时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