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与此前张闻天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此后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构成自抗战开始到40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建国初期，华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与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都是大学里最为流行的教材，有学者认为，“至今有一些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基本框架仍未超出华、范二书多少”。《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不愧是中国近现代史“奠基之作”（12）。
    如果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是一部近代中国革命史通史性著作，那么，华岗在40年代末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则是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另外两部专史著作。对于后两部著作的撰写，《华岗传》的作者向阳认为，可能是由于华岗认为太平天国的反清战争与当时的解放战争在实质上都是一场更高阶段的农民战争，因而特别值得研究（13）。其实，华岗在1955年“订正本题记”中已经明确说明他扩充修改的目的是“当时只因看到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歪曲和诬蔑太平天国的许多著作大量流行，为了企图澄清一下读者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视听，才把这本不成熟的初稿，交海燕书店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14）。另外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华岗认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始自“太平天国革命”（15），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华岗对五四运动的研究，特别注重揭示这一事件本身所包含的意蕴以及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在华岗看来，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个民主运动。它上承了自从太平天国与戊戌政变以来的由下到上和由上到下的民主运动的两股潮流，而给以总结；同时它又下启了五卅运动以及‘五卅’以后的一切民主运动的潮流”（16），“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启蒙运动”（17）。同时，华岗还指出，从反封建以启蒙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正是新兴市民层在民主主义基础上，对于封建主义的思想学术文化的一个大批判，正是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一个大决斗。这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科学与反科学的对立”。五四运动请出了“德先生”、“赛先生”，也就使它在思想文化上不仅做了一些破坏工作，而且也有了建树（18）。
    此外，还可能与华岗当时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预想有关。1948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在华岗看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革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回顾反思这两段历史的开始和所以开始，对于即将走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中国，求得一些活的历史经验教训，华岗可能认为更具有意义。况且，对于五四运动，正如华岗所说：“五四运动到现在，业已经历了三十多年，还没有出现一本完整的五四运动史”，而且他还认为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更远远没有深入拓展，彻底反封建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19）。所以，《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出版后，受到社会和学界高度关注。前苏联把前者译成俄文出版；后者也很快脱销，尔后又连续翻印。华著《五四运动史》对五四运动爆发原因的分析比较客观、准确，至今许多教材仍大体沿用华岗的分析思路和框架。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的出版，连同《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是华岗贡献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史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在广大青年中，华岗以自己的历史著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赢得了一批又一批读者，相当多的青年人正是读着他的书，在他的影响下选择了革命道路。不仅如此，这些著作还在中国近现代史专题研究以及中国近代革命史通史编纂上都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
    华岗不仅重视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更重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1949年前，华岗先后出版和发表《社会发展史纲》、《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中国近代史的特征和研究门径》、《中国历史的翻案问题》、《谈谈历史方法》等著作和论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都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华岗与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翦伯赞、范文澜等人一样，其治学理念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强调立足现实，为着变革现在和再造未来，这是他们这一代革命史家的最突出特点。华岗始终认为革命的史学家“为着改造现在和争取将来，必须熟悉过去。对于过去知道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加多懂得现在，也越有把握改造现在和预测将来”（20）。
    自马克思主义创建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一直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致用性，但是，怎样才能真正发挥历史研究的作用，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们才有了全面的思考（21）。这时，他们开始意识到，为了寻到历史为革命服务的真理，必须对历史研究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华岗说：“我们在叙述或记载的过程中，都要如实地把它反映出来，再现出来，还它一个本来面目。”（22）同时，对过去被歪曲过的历史，还要进行“翻案”。“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的过去，即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伪造和歪曲的历史。”“我们要使人类历史真能发生推动解放斗争的重大作用，那首先必须要所根据的历史事实是完全真实的。”反动统治者往往通过捏造历史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种想法和做法，顶多只能暂时收到蒙蔽一部分人使之盲从法西斯的效果”。华岗坚决反对捏造历史和玩弄历史，并且反对借用任何理由为此辩护，即使是为了发挥历史推动人民进行革命事业的斗争，也不能“捏造一些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历史事迹”，因为这样做，导致的结果是“前提既经落空或错谬，论据必然丧失客观真理的意义，要想不把事情弄糟，已经很少可能，哪里还谈得到鼓舞和推动解放斗争呢”（23）？
    如何才能求得历史的真实，从而建设“信史”呢？在华岗看来，除了要有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外，还要特别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和辨伪。华岗一方面肯定前人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同时，又指出中国过去的考据之学“缺少活的神经”，失实太多，以致成了“一种跛行学问”。这个“活的神经”，在华岗看来，就是“科学历史观”，因此，华岗提出，要想建设“信史”，“必须重新搜索史料，经过科学的整理和厘革，对于伪造的历史和被曲解的历史，要重新给以评定，被歪曲的要加以矫正，被粉饰过的要把粉饰去掉”，“还原出对象的本来面目”。华岗还强调，考证辨伪是发掘历史真髓的“不可缺少的一环”，“考证学在整个历史科学中，乃是主力部队之一，不应该让它局限于旧的岗位，而应该移置在新的战略据点上”。他反对那种对史料不下功夫，而仅仅依据抽象的理论和公式，“拿它当作邮局的图章，乱刻在史料上，结果只能搬演公式的八股文章，并不能具现真实的历史”（24）。华岗是一个非常懂得严谨的考据对于建设“信史”十分重要的人，强调考据是华岗史学一个突出特点。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建国后华岗在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他为什么能够广纳并重用考据派学人，在旧派学人郑鹤声《天王洪秀全状貌考》一文招致关锋的“棍子”打来之时，华岗为何又能够挺身而出，支持郑进行申辩，从而解除了郑的思想包袱，使他能够大胆地进行学术研究。华岗之所以非常懂得旧学和了解旧学的价值，或许是因为他具有浓厚的旧学修养，也许是他本人具有“旧知识分子”的典型习性使然，赵俪生先生说华岗“与其说是一个共产党员，毋宁说他是一位大民主党派人士”（25）。
    华岗这种强调考据、重视建设信史的追求，使他在贯穿整个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之历史主义思潮的演进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1948年，华岗化名“少峰”，在翦伯赞担任主编的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第二期发表了《谈谈历史方法》一文，有论者认为，明确提出“历史主义”范畴虽远在抗战初期和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但作为一股当代史学思潮，历史主义却可能发源于华岗的这篇文章（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