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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会出现“大跃进”，从根本上分析，是人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所致。华岗指出，如何认识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制定纲领政策和正确指导实践活动的科学基础，“一切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想法和做法，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因而也就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只有严格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想法和做法，才符合于客观真理，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华岗进而指出：“衡量任何一个改造社会和创造历史的纲领、政策和计划究竟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现实所固有的社会发展规律。”（59）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例外，“社会主义计划化也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其他经济规律，特别是按劳分配规律、价值规律以及和它们相联系的经济范畴的利用上”（60）。 华岗的这些论断，对已经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单凭主观意志片面提高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冒险主义做法，无疑是一针清醒剂，但遗憾的是，华岗身处狱中，其观点不能为人所知。熊复在读华著《规律论》后深有感触地说：“华岗身处含冤莫伸的幽禁环境，但他的思想并没有离开我们党的事业，没有落后于我们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始终在为党取得的每一个成功而高兴，为党遭到的每一个挫折而忧心。”《规律论》体现的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品格，此一品格“不会由于时光的流逝而减弱它的意义”（61）。 第二，将哲学理论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大量材料基础之上，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优秀哲学著作可贵的理论品质。在华岗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对具体科学的不断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即在于此。在《规律论》中，他引用大量自然科学相关知识，广泛涉及科学史、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的资料。“华岗同志这样做不是简单地为了丰富这部著作的内容，更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知识，而是出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的自觉。”（62）华岗深信：“当代的自然科学正经历着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愈加深入地揭示和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自然科学中对于各种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及其进一步深化，乃是客观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规律的表现。”（63）将哲学研究扎根于自然科学基础上，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争取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胜利，对20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新成果难以潜心研究；解放后，又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教条主义盛行，使得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无法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华岗为改变这一现象，在《规律论》一书中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第三，捍卫真理，敢于冲破个人迷信的束缚。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左”的思想泛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严重时期。执政党虽曾进行过纠“左”活动，但是，由于最高领导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左”的路线上纠正过来，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阶级斗争“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问题。这样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潮迅速膨胀，以至于把党内不同意见都被看作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华岗对这种人为制造矛盾的错误做法极为不满，但由于失去了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他只能把自己的不满与抗争完全寓于《规律论》的具体行文之中。于是从哲学上关于“差别”与“矛盾”的关系入手，华岗逐层展开他的思想抗争。他说，为了推动事物或现象的进步发展，我们当然不应该掩饰矛盾，而应该揭露矛盾，并从客观矛盾运动本身去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与途径。但是，“如果客观事物或现象本身并不存在矛盾，或只有差别而这个差别并未发展成为矛盾，那就不应该无中生有地或捕风捉影地臆造矛盾”（64）。“差别和矛盾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它们各自不同的含义，所以不能说差别就是矛盾，因为差别固然可能包含着矛盾或在一定的条件下引导到矛盾即转化成为矛盾，但并不是任何一个差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65）华岗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光荣是实事求是地去发现客观所存在的矛盾，并且按照矛盾本身的性质，采取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去解决矛盾，而不是无中生有地臆造矛盾和随心所欲地去夸大矛盾。一切以臆造矛盾和夸大矛盾为业绩的思想和行为，都有可能甚至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恶果。”（66）更为可贵的是，华岗还指出：“宇宙间有许多对立面的矛盾，并不是采取一方打倒另一方和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斗争方式来解决，而是长期甚至永远处于又矛盾又统一的运动过程中，这种又矛盾又统一的自动调整，就是该事物或现象的生命之所在，这种又矛盾又统一的运动过程一经停止，该事物或现象的生命也就结束。”（67）这是当时含冤莫伸的华岗在狱中为捍卫真理，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做法所能作的最有力的抗争。在真理面前，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左”潮肆虐面前，华岗选择了真理，他像当年同王明“左”的思想作斗争一样，敢于冲破个人迷信的束缚，考虑的永远不是个人的安危。 诚如有学者所说，如果仅仅从纯粹哲学研究角度看，《规律论》“在今天是不难被我们的后起之秀超过的”（68），但华岗的《规律论》是着眼于回答现实社会问题的，作为一部从哲学或方法论高度思考现实问题的著作，其价值却是当代和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其他一些纯粹哲学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华岗既是中共开国一代的职业革命家，又是集著名史学家、美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先驱，在上述各个领域的开拓中，华岗可以说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从更长远的学术史看，华岗的不朽可以说不在于他在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具体成果，而在于他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一道，共同缔造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 这一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左翼范式笼罩文史哲各个领域。在历史研究领域，这一范式摒弃了过去人类社会是停滞的、循环的观念，在进化史观基础上形成了社会是进步的、发展的历史观念，相信“有生命的历史……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69）。从此以后，“社会发展”的观念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最基本的预设。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既是这一预设的产物，又为此后社会发展史研究掘开先河。在文学研究领域，这一范式坚信“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认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70）。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文艺反映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最基本的信念。从民主革命时期开始，当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了“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深入生活，反映生活，把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经过反映、加工和塑造，形成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此后，“革命文艺”、“大众文学”等无不是这种反映论的产物。在哲学研究领域，这一范式坚信客观规律普遍存在，注重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为规律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的思维中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坚信历史是合规律发展，历史规律是历史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又制约人们的历史活动、决定历史基本进程的客观必然性，是历史过程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之间的本质联系；人不能创造和消灭规律，但可以发现和利用规律，违背规律必然要遭到规律的惩罚。 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主义学术话语笼罩下，上述观念和思想，自然而然成为文学、史学、哲学三大领域的核心关注，而“社会发展史”、“反映论”、“规律”甚至成为各自学科的符号和象征。从中国现当代学术史看，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正是由这三大中心概念所构成。华岗的不朽，正在于他为锻造和诠释这三大概念付出了独特而又不懈的努力！ [附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孙宜山拟以《华岗史学研究》为题撰写学位论文。他给本文写作提供了资料支持，并参与了初稿的讨论工作。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