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华岗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思考是富有深度的，这当然是他长期坚持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必然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后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已臻于成熟。
    以1949年为界，华岗的学术研究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阶段。此前华岗侧重于历史研究，此后，他则转向对文学和哲学的研究。在文学研究方面，华岗主要集中于对鲁迅和文艺美学的探讨上。
    新中国建立之初，华岗转向研究鲁迅绝不是偶然兴趣所致，其原因，一是试图通过诠释和塑造过的鲁迅来取代胡适在学界的地位；二是由于鲁迅早被毛泽东塑造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环境中，鲁迅已成为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因而，当时学界对鲁迅的研究迅速成为一门“显学”。1949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13周年纪念大会上，华岗作了题为“我们应该从鲁迅思想中学习什么”的讲话，同日，华岗又在《胶东日报·鲁迅纪念专刊》发表《鲁迅所理想的新中国》一文。这两篇文章虽是应急之作，但华岗对鲁迅思想的分析却较时人深刻得多。1951年5月《文史哲》创刊，华岗在第1至5期连续发表系列鲁迅研究论文，直接切入当时鲁迅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具有很强的导向性。这批文章后收录编成《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一书，1953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此书中，华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鲁迅的认识，特别是对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以及对鲁迅关于中国历史、科学、文艺、妇女诸问题的思考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此全面而系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鲁迅思想的少之又少，从而也就显示出这本专著是不可埋没的珍珠。”（27）现在看来，华岗所开辟的鲁迅研究的几个重要方向，对后来“鲁迅学”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在50年代初期，华岗是对鲁迅真正有“研究”的为数很少的学者之一。
    在对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研究中，华岗重点回答了“鲁迅是谁？”这一焦点问题，他认为鲁迅是20世纪的鲁迅，具有现代特色，反对把鲁迅作各种比拟，认为这些比拟都是反历史主义的。在这个方向上，华岗详细探讨了“鲁迅怎样从进化论者发展成为阶级论者？”这一命题。与一些学者观点相同，华岗也认为鲁迅在早年是进化论的笃信者，曾用进化论观点解释社会现象。但是，华岗强调，鲁迅所理解和笃信的进化论，并没有使鲁迅思想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或庸俗的渐进改良主义，也没有使鲁迅一开始就走上发展的观点和新陈代谢的观点。华岗进一步指出，鲁迅是一个具有发展观点的进化论者，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鲜明的变革精神。“鲁迅的进化论宇宙观和他底战斗现实主义相结合，就作了他后来发展到无产阶级宇宙观的桥梁。”在华岗看来，由于鲁迅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现实、人民和进步，考虑问题始终不离开现实，始终为人民利益和推动进步着想，这就在基本上把鲁迅导向了唯物论，而最后促使鲁迅由进化论跃向阶级论、由直感的唯物论跃向历史唯物论、由个性主义跃向集体主义、由人道主义跃向社会主义，则是由于他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和对现实政治斗争的独特感受（28）。
    华岗对鲁迅的历史观、科学观、文艺观以及妇女观都作了若干探讨，尽管深浅不一，但从华岗论鲁迅所涉及的几个方面看，他事实上为后来的“鲁迅学”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学术框架。
    首先，华岗详细阐述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在华岗看来，鲁迅是“中国史学界最早注意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先进”，早在1907年就写了《人之历史》，研究了从猿到人的大略进化过程。鲁迅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以中国的具体历史来证明历史科学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同时就在批判旧历史中找出新时代”。“历史一到鲁迅手上，就不仅是一面镜子，而且成为一把锋利的匕首，把国民党政府反革命、反人民、反民族的真面目一下子就刺穿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阻滞状态和守旧性，鲁迅曾经把它比作北京老房子的“活埋庵”，这比喻真正说中了旧中国社会的病根，即因循守旧而陷于落后，由于落后更阻塞了自己的生机。对于中国的旧史籍，华岗认为，鲁迅虽然主张中国历史应该重新写过，但并不是认为旧史籍没有任何可取的东西，那些多少能够反映民族灵魂与指示将来命运的史籍，应加珍视。另外，华岗还指出，鲁迅所认为的旧时中国的野史比正史可靠，是有充分根据的。从总体上看，华岗认为，鲁迅在中国历史学上的建树是伟大的（29）。
    其次，华岗论述了鲁迅对于科学的认识。在华岗看来，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还是诚挚的科学工作者，“是热爱科学和最早以通俗方式把科学知识介绍进来的先进”。鲁迅对“科学的起源”、“科学的功能”都作了认真探讨，并提出“科学必须和封建主义及宗教迷信作斗争”思想。华岗还探讨了鲁迅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转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科学运动和文艺运动必须互助合作，各自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30）。
    再次，华岗分析了鲁迅对文艺的认识。华岗认为，鲁迅所以弃医从文是由于他看出“当时中国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国民精神的是，他那时以为要首推文艺。……文艺是改变国民精神的有利武器”。关于鲁迅对文艺的认识，华岗分别从“文艺的源泉和作用”、“文艺的起源和发展”、“文艺在旧中国的社会地位”、“论创作方法”、“论文艺批评”、“文艺工作者应如何改造自己”等方面作了详细分析。鲁迅肯定“文艺的源泉是人民群众在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中发出的火光，同时又是引导人民群众前进的灯火；文艺本身就充满战斗性，因此必须具有战斗精神和态度，才有资格从事文艺，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的新文艺”。关于文艺创作的方法，华岗认为，鲁迅强调搜集充分的材料；撰写时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而且要有相当的思想准备和艺术修养；文艺作品不仅要选择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加以提炼，而且需要反复推敲和深入研究，发现本质，才能恰当地反映客观事物，此外，创作还必须对读者负责，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让读者看得下去和得益。关于文艺批评，鲁迅主张要进行正确的文艺批评，认为“那种反对批评与抹杀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没有批评，文艺作品的质量就不能提高，文艺运动就不能向前推进”（31）。有学者认为，在50年代，比较全面论述鲁迅文艺思想的文章，除陈涌的《鲁迅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就是华岗的《鲁迅论文艺》，比较这二者，华岗的文章更多地照顾了鲁迅文艺思想本身的特点和层次（32）。
    最后，华岗还专章论述鲁迅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在华岗看来，鲁迅对“妇女在旧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即“男尊女卑”向来抱有深恶痛绝的态度；鲁迅提出封建社会“‘表彰节烈’是杀害女性的陷阱”；鲁迅主张“批判寡妇主义和坚壁清野主义”；鲁迅还认为自由恋爱应该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和适当的位置之上，“批判超现实的恋爱观”；最后，华岗还探讨了鲁迅所理解的“妇女解放的前提和关键”等几个方面的问题（33）。
    确如有学者所说，华岗对鲁迅的研究并非十分深入，但是，华岗的贡献不在于他对鲁迅研究的深浅，更重要的是他开拓并提炼出了许多鲁迅研究的新领域，而上述几个研究侧面的提出本身即具有别开生面的创始意义。不仅如此，华岗还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率先将“鲁迅研究”搬上课堂。1952年，华岗提出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开设“鲁迅研究”课，并成立备课小组。1953年，“鲁迅研究”在山东大学正式开课，华岗亲临讲坛授课。在短短几年内，华岗使山东大学成为全国鲁迅研究的重镇（34）。而韩长经、刘泮溪、孙昌熙诸教授在华岗之后又把山东大学的鲁迅研究事业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