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史纲》出版于1940年，是当时的“生活书店”青年自学丛书之一，生活书店在出版这本书时，对其特点作了如下概括：“一、它肃清了过去国内所有社会发展史读本中的各种错误观点；二、它完整地叙述了人类历史上各种生产关系的基本形态，并且不是平面地一一叙述，而是从发展的一般叙述中，更论及中国历史发展具体形态，再加上作者的广博的知识与优美的文体，实为研习社会科学的读者的入门书。”（49）此书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在《社会发展史纲》“自序”中，作者认为：“历史科学是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有力工具。我们应该知道人类真正的历史，各国人民大众被奴役和解放的历史，应该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这对于鼓舞当时的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过去我们关于社会史一类的书籍太少，而且很多观点都是错误的：一是过去社会史都持进化史观；二是关于五种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形态的叙述，“到现在为止，国内所出的社会进化史或社会发展史，差不多都只讲到资本主义为止”，“把资本主义制以后的历史，完全抹煞了”；三是历史的一般法则是从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事实中，即从世界史之综合的现实过程中抽象出来的。但是，一般编译的社会史，大抵都很少谈到中国，有些虽然提到一下，但都不能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放在世界史范围来观察，给以正当的评价。华岗撰此著作就是“想用正确的观点，对人类历史作一全面的分析，以图补救上述三种缺点”（50）。当然，由于战事紧张，缺乏撰写一部完整详细的社会发展史的必要条件，所以只能是一个“史纲”，但是《社会发展史纲》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都是非常可贵的。
    其中，最值得珍视的，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强调。华岗一方面申述历史发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另一方面，他更突出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问题，这与以往片面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有了明显变化。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论证中国历史的“合法则性”，片面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普遍规律，很少留意甚至根本抹煞中国历史、社会、国情的特殊性，在运用历史规律解释中国历史时，完全否认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的差别和不同（51）。华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尽管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世界史上一般发展法则的基础上，渗透了独有的特殊性，特别是封建制时期比较长。我们的研究，应力避抽象的原理式的叙述，而要尽可能去发现活的历史的具体面貌”（52）。“我们应该从中国历史的本身，从中国历史与其周围邻近的民族的相互关系，乃至从它与世界历史的统一过程中，从正面反面和侧面去究明中国历史自己运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发现出构成其发展动力之主导的及从属的诸契机，藉以窥探其现实的动向。”（53）华岗的这一努力，对扭转学术界长期以来片面强调“一般性”而忽视“特殊性”的观念和做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华岗重在思考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问题，1949年后，他则开始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即辩证唯物主义问题。
    新中国的诞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为了适应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倾力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1949年9月《学习》杂志创刊，在创刊号上艾思奇发表了《从头学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1950年，毛泽东又明确指示，知识分子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在毛泽东的号召下，50年代初，全国上下很快就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高潮。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是当时学习的主要教材之一。在宣传学习中，艾思奇在北京，华岗在青岛同时上政治大课（54），成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两大风景、两面旗帜。
    华岗的政治大课虽然开在青岛山东大学，但却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在这些大课上，华岗从新的历史时代出发，结合新中国建设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理论用简明的语言阐释出来。他的这些哲学演讲由韩长经、王启新等人记录下来，发表在《新山大》和《文史哲》杂志上，其反响之大，可以说轰动一时。后来华岗又将这些演讲汇集成《辩证唯物论大纲》一书。
    现在看来，《辩证唯物论大纲》一书，基本上是一部政治性宣传读物，但它的价值在于记录了华岗在这一时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而真正能够代表华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所达到的高度的著作则是他在狱中撰写的《规律论》。
    《规律论》是华岗的遗著，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著撰写于1962年。这是一部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哲学著作。50年代后期，思想理论界刮起唯心主义旋风，无限放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客观规律可有可无，甚至可以创造条件消灭（55）。主观主义思潮已经无法控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已被置诸脑后，结果导致严重社会灾难（56）。痛定思痛，60年代初，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教训，批评不顾客观规律，盲目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错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报告，从哲学上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认为是由于人们缺乏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号召全党，今后要下大力气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华岗虽然身陷狱中，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十分关注，他响应号召，从哲学和方法论的高度思考“大跃进”以来，中共在制定方针、路线和政策时出现问题的原因。在《规律论》“导言”中，他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撰写此书的目的，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人把法则（规律）同法律相混淆，有人把规律同原理、原则或规则相混淆，有人把定律同定理相混淆，也有人把仅仅属于自己主观愿望而在客观实际上未曾存在的东西当作规律，有人甚至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规律和废除规律，如此等等。为了澄清这些分歧和克服这些不合理现象，有必要对规律问题进行一番较有系统的科学研究”（57）。从哲学上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救时补弊的意图非常明显。
    全书以规律问题为中心，从不同方面详细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系列相关问题，如规律的“本质”、“基本特征”、“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和作用”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几个基本规律等。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问题，华岗还设专题分析“社会发展规律的特征和创造性”。有学者说，华岗著“《规律论》是建国以来对规律的哲学思考最系统的一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20世纪60年代前我国学术界关于规律的研究一个总结”（58）。
    从总体上来看，作为一部优秀的哲学著作，《规律论》在以下几个方面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第一，紧跟时代步伐，反思并力求回答现实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规律论》密切关注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关注执政党在这一建设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力求从思想路线上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为政策调整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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