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不同时期，各有不尽相同的内涵。有清一代为 小学的黄金时代。身处小学发展最后阶段的刘师培，通观历代小学的总成绩，得出一个 概括性的界说。我们从而可以了解小学的内部知识体系。他以小学为文字、音韵、训诂 的总称。在《正名偶论》一文里，他指出：“今观古今小学书，析为三类：一曰训诂之 学；二曰文字偏旁之学；三曰音韵之学。（注：《遗书》第46册，《左庵外集》卷6，《 正名偶论》，页1b。刘氏的小学观大抵继承了谢启昆的学说，参阅谢启昆：《小学考序 》，《小学考》，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页5至6。）”关于其具体内容，他接着 说：“盖以训诂、文字、音韵三类为小学正宗。训诂者研究字义之学也；文字者研究字 形之学也；声韵者研究字音之学也，必三者俱备，然后可以言小学。（注：《遗书》第4 6册，《左庵外集》卷6，《正名偶论》，页1b。）”在刘氏看来，文字、音韵、训诂之 学就是“小学正宗”。其间的关系并不是三足鼎立的分门，而是三位一体的体系。他认 为“字形后于字音，而字义起于字形既造之后也”，因此治小学者必需“先考字音，继 考字形，继考字义。（注：《遗书》第46册，《左庵外集》卷6，《正名偶论》，页2a。 ）”这是刘氏侧重小学的知识结构来阐述其内在法则的，大概与清代小学的基本纲领相 符。
        更重要的是清代小学与经史学考证之关系。小学本与经古文学息息相关，在汉代，小 学因经古文学而创立；到清代，小学倚经史考证而鼎盛（注：见胡奇光：《中国小学史 》，页229至230。）。清代小学的这种外部知识关系颇能说明刘师培以字诠史的动机和 方向之由来。
        嘉庆以后，经史考证本身已无多大发展的余地，逐渐走向山穷水尽的地步，再加上， 清朝统治步入衰运，内忧外患迭起，社会动荡不已。所以汉学被时人大加指责，认为其 于“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在这种情况下，小学不得不稍作变通，其探讨对象，由此 及彼，触类旁通，逐渐带动了其他领域的研究。其中，有些学者从小学入手推究残存在 古文字里的上古社会文化之痕迹，扬州大儒阮元就是一个显例。
        阮氏远承宋代金石学的遗绪，异常珍视商周钟鼎文在考古资料上的比重，他说，如“ 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曷由观之！”其理由为：
        形上谓道，形下谓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焉，若器则罕有存者，所存 者，铜器钟鼎之属耳。古铜器有铭文，铭之文为古人篆迹，非经文隶楷缣楮传写之比， 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九经同之（注：阮元：《商周铜器说上》，《研 经室集》3集卷3，页632至633。）。
        就阮氏持论看，商周钟鼎铭文的学术价值比之“九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可用它 来“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且“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有可补《说文》所未及 者”（注：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研经室集》3集卷3，页637。），并可 以直接进入“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的古人世界。当时与阮氏同好者孙星衍亦提出 ：“经义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 本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义，可得而释。（注：孙星 衍：《答袁简斋前辈书》，《问字堂集》卷4，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页89。）”阮、 孙二氏治学目的相当明确，即以古代彝铭“证经辨史”。他们借文字训诂之学探求古代 文化的内容，其深度和广度均未能达到很成熟的地步（注：参见阮元：《释黻》、《释 矢》等诸篇，《研经室集》1集卷1。），但对上古史研究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其中显然 可见，清代经学考证的极盛导致了金石学的复兴，而后者又加强了小学对经史考证的实 用功能。直到晚清，孙诒让更加推拓了阮氏的金石学。
        一般来说，考求古代社会文化，主要是凭借书面文献和地下文物，而文字考释只是提 供必要的佐证。然而，如果进到连孔子也叹息“文献不足”的夏商以前领域，就得借助 于词源的分析和古文字的考释了。“从语言文字上探索古代文化，这条航道是阮元开辟 的”（注：胡奇光：《中国小学史》，页305至页306。）。直到清末，乾嘉朴学的殿军孙 诒让不惟继承阮氏金石学而加以发扬光大，而且坚持阮氏以铭文证经辨史的具体方法。 孙氏尝言：“盖古文废于秦，籀缺于汉，逮魏、晋而益毁。学者欲窥三代遗迹，舍金文 ，奚取哉！（注：孙诒让：《古籀拾遗叙》，《古籀拾遗·古籀余论》，中华书局，1989 年，页1。）”由此可知，孙氏治学门路一遵阮氏学术旧统，诚为阮学宗传。但由于孙氏 当时能够见到前人所未见的新出资料，因而其学术规模和成果均有后来居上之势。其著 《古籀拾遗》（1888年），“用象形古字来考证古代文物制度，每每鲜明若画”（注：周 予同：《孙诒让与中国近代语文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文集（增订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版，页787。）。其所著《古籀余论》（1903年）、《契文举 例》（1904年）、《名原》（1905年）等书则已经合用“金文、龟甲文、石鼓文、贵州红岩 古刻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注：孙诒让：《叙录》，《名原》，张謇书端本， 页2a。此时，孙氏视野很广，既不仅研究中国古文字，而且也留意国外古文字。），探 寻古文字的历史演变，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孙氏在此一领域上的总成绩确是“析之可 以考一字之历史；合之可以徵社会之演化”（注：这是唐兰先生的评语，引自周予同： 《孙诒让与中国近代语文学》，《周予同经学史论文集（增本）》，页784至785。）。阮 元至孙诒让的这类研究最清楚地显示出清末小学进展的主线。尤其孙氏治小学的宗旨便 构成了刘师培以字诠史方法的旧学基础。
        从阮元至孙诒让相传的经史考证的治学基调里，清楚地显示出小学一门在清代学术演 变的全程中陆续不断地推广自己的外部知识关系。不过，从清代汉学的整个知识结构看 ，小学的外部关系不管如何扩大，也难以脱离经史考证的藩篱，还是局促于其知识体系 之内。小学的这种外在定局，从嘉道以后诸儒反汉学的言论和经今文学者对小学的抨击 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反证。